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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天,我见过最灿烂的笑脸

◆黄超平(Wallace Wong)


  中国,对於我而言,是陌生而且遥远的国度。童年听父亲讲述偌大的家产怎样被人霸占了,他孤苦伶仃地一路逃难来加拿大;而1989年又从电视上见到六四的血腥,对于在多伦多出生和长大的我而言,虽然生就一张中国人的脸庞,内心却从未萌生过去中国的念头。

  不论是蹒跚学步的孩子,还是浑身粉嫩的婴儿,都是我最怕接近的一群人。每当看见一双珊瑚色的嫩腿,转动灵活的小手指,天真无邪的瞳仁,身边或有人发出惊讶的赞叹,或立刻伸手去抱在怀里,而我就客气地摆摆手,远远地避开。有时朋友们好心把婴儿交到我手里,我总是转身立刻投给旁边的人,生怕弄坏了柔弱的婴儿。是的,我没做过父亲,也不懂怎样跟孩子相处。从出生到现在,我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相比婴儿,我更容易了解长者的心态。

  但是种种  但是种种这一切的心理障碍,都在2006年见到David Gotts——“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创办人后,被彻底改变了。他跟我一样,出生在英语国家,起初并不懂中文,也没有做过父亲,不知道怎样跟孩子相处。但是当他去过中国,见到生活在孤儿院的孩子们缺少关爱和最基本的照顾后,就决定把自己奉献给他们。现在他能説一口流利的国语,而且在长沙、衡阳和三门峡所创办的孤儿院里,收养了500多名有残疾的被遗弃儿童。

  孤儿院孩子们的身世,听起来都催人泪下。有很多孩子甚至是在记事后被父母遗弃的。他们中很多人,依稀记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爸爸妈妈说:“我们带你去看医生!”或者“我们带你出去玩!”然后把孩子带到火车站、市集、河边……便永远地离开了。尽管自己有幸出生在父母双全的家庭,但是我能体会那种被人拒绝的失落,尤其是被父母抛弃的无助、无奈和悲痛。

  如果一个英国人都能这样无私地爱中国的残疾孤儿,身为中国人的后代,我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带着这个问题,2012年夏天,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下,我开始了中国三门峡之旅。反对者来自了解我的朋友和亲人们:“你连健康的婴儿都不会抱,还去孤儿院照顾残疾的婴儿?”“你看到孩子就紧张,怎么跟人家一起玩嘛?”“一句国语都不会,见面也没法交流的,能够帮助他们什么?”

  面对亲朋好友的怀疑,我没有答案。只是悄悄地在心里把领队教的20多种游戏方案,默念了几遍,心想凭藉我多伦多大学棒球队的训练,总能够给孩子们找点乐子。

  到了三门峡的孤儿院,我主动要求去照顾患自闭症的男生。那个组里有近20个患自闭症,智力发展迟缓的男生,年龄从7岁到20岁不等。平常两位保姆照顾他们的日常起居,已经忙得脚不点地了,很少有人能够陪他们一起玩。

  而我的主要责任,就是陪他们一起玩。其实孩子们要的不多,之前准备的20多种游戏一个也用不上,孩子们渴望我做的,就是把他们抱起来在空中上下抛几下;或者骑在我的背上走几圈,坐在我宽厚的肩上,他们常常笑得喘不过气;即使玩最简单的你跑我追,也总能把他们逗得开怀大笑。

  一个闷热而潮湿的夏日午后,我跟萌萌一起玩沙子。我和他无法用语言交流,但是每当我把沙子装满一个玩具车,然后一掀车底把沙子全部倒出来,他就情不自禁地大笑。起初我想他可能没有见过被掀翻的车底,受好奇心驱使而感到好笑,或许几次之后,没有新鲜感就不会这么激动了。没想到,每次掀翻车底,沙子流出来,他就手舞足蹈地开怀大笑。我就这样连续装了20几次的沙子,再掀翻车底,每次他都单纯地旁若无人地大笑。

  那扭曲的身子,歪斜的嘴角,开怀大笑的脸是我见过最灿烂的笑容,没有丝毫虚假和做作,他的满足与快乐全部写在脸上,他笑的不只是沙子好玩,更重要的是有叔叔陪伴,而他知道那个不懂中文的叔叔爱他。

  要离开三门峡的一天,萌萌大哭,无论怎样安慰,都不肯止住眼泪。有一刻他紧紧地抱住我的腿,我也动容。

  从三门峡回来后,我四处分享自己的见证,也成为多伦多“走长城”步行筹款活动的召集人之一。我只想告诉更多的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我保全。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彼此相连,需要互相陪伴和关爱。三门峡之旅,让我学习到信仰不是大声喧哗,而是流露在举手投足、眼神接触的爱意之中。我纵然有各样的口才,没有爱,不过是个鸣锣响钹,无爱一切枉然。

  今年9月24日星期六,“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组织了一年一度的多伦多“走长城”步行筹款活动,欢迎你在早上十时前到士嘉堡的美丽径公园来加入我们,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内地的不幸儿童尽微薄之力!

  (本文由周文逸姐妹英语采访,以中文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