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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是塑造我的机会

◆ 周文逸

  有9年的时间,我生活在没有身份,没有稳定职业,没有固定住处,经济非常窘迫的状况下,当时看起来是苦难,现在细想却是我灵魂被唤醒,生命得以复苏和成长的机会。

  一、迷茫而堕落的记者生活

  才二十出头的我,已经学会官场和新闻圈的游戏规则。只要肯为市长、省长和书记们写歌颂政绩的文章,邀请我去采访的请柬就络绎不绝,各地区送来的土特产堆得家里没地方下脚。

  那些想要往上爬的官员们,渴望利用媒体去营造自己的形象,就会千万百计地找上门,结成利益同盟。

  作为记者,主要精力不再是关注社会问题和民间疾苦,而是与两类人搞好关系。一类是总部的编辑们,他们的岗位油水不多,只要常常送些礼品,每年安排一次公费旅游,以后我的文章写得再烂,也能登上最好的版面。另一类人,是省长和书记的秘书们,他们能帮我办事,给厅长打招呼,写条子,而所求于我的是于显著版面登一组关于城市绿化或街头雕塑的报道,因为某省长今年主抓城市建设,党代会前要树立政绩,争取进常委。

  与官场走近以后,给自己捞了很多实惠,但也感受到可怕的人格分裂。白天参加世界银行和政府主办的扶贫会议,晚上街头乞丐向我要零钱,却恶狠狠地推开别人;白天歌颂某领导人慰问下岗工人,嘘寒问暖,亲切交谈,晚上我们一起开着奥迪车,去当地最豪华的餐厅吃饭。

  1998年,同为记者的丈夫,决定离开这个虚伪透顶的体制,重回校园学习电视纪录片的制作,渴望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

  他的离职,是在我的鼓励和鼎力支持下完成的。我们都渴望做个有职业道德和良心的记者——独立观察,自由创作,关注弱势群体,为贫苦人发声,但他认为这一切在体制内是没有机会实现的,决定另辟蹊径。

  当时的我,还不了解官场的黑幕,反而觉得体制内也能让温和派的知识分子有所作为。98年底,到一个贫困山区采访,了解到书记和县长的腐败和无能,竟然于百年不遇的大旱之年,花巨资在贫困高原种植热带植物,为了树立所谓的形象工程,好让上头来视察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城市面貌一新。

  文章登出来以后,群众拍手称快,但被县委书记贿赂的副总编却说我写假新闻,屡次点名批评我写文章不负责任。那年我失去评先进,得新闻奖的机会。

  职场遇到低谷的同时,99年春节,无意中翻看丈夫的日记,竟然读到他对一位女生的思念与爱慕之情,他支支吾吾地承认两人的恋情。

  自从父母过世以后,先生是我最信赖的人,不仅是无话不谈的挚友,也是唯一相依为命的亲人。我不愿失去他,可是二十五岁的我,并不懂得怎样处理婚姻危机,气急败坏的我弄得家里冷战不断。

  就在职场和婚姻都面临困境的时候,姐姐告诉我她们一家很快要移民加拿大。我急于找个地方逃避困境,马上联络中介公司办理到加拿大留学的事情。

  为了顺利拿到学生签证,我隐瞒了记者的身份。短短2个月的时间,以惊人的速度,办好护照,拿到签证,我觉得冥冥之中有双手在帮助我。

  二、来多伦多被引导走义路

  一来多伦多,就出于好奇心主动跑去教堂坐坐,没想到牧师很快来探访,并且带来几本书。当时英文不灵光,看不懂电视、报纸,对那几本中文书,非常宝贝,很认真地读,读着读着心就开了,一下子把我对信仰的求知欲给唤起了。我巴不得马上明白圣经里的所有道理,好让我知道人从哪里来,人为什么活着,死了以后到哪里去?

  我十二岁那年,每天进出医院的癌症病房,福尔马林水的味道永远都弥漫在空气里,眼睁睁地看着40岁的父亲,在极短的时间内瘦成了一把骨头,最后在消瘦得没有人形的情形下离开人世。以后好长的时间都不愿闻消毒水的味道,尤其看见下半部分涂成浅绿色的墙壁就发颤,会想起癌症病房,让我感觉到死亡的阴影。十年以后,这样的经历再次在生命中重演。大学毕业前妈妈患上癌症,一年后过世,使我对死亡陷入极深的恐惧之中。身上不论哪里出现一个伤口,一个小肿块,我马上联想到癌症。稍微有点头疼脑热,死亡的恐惧就来了,觉得自己快死了,有时临睡前胡思乱想,如果长眠不起,将来我去哪里呢?一想到从此消失,再也没有我这个人存在了,就很惧怕。

  进入教会之前,死亡的阴影一直深深地笼罩在我的心灵,我害怕死亡,可是现实告诉我死亡是这么真实,随时随地会发生。在同龄人都忙着计划未来,预备要实现人生宏图大志的时候,我常常在思考如何面对死亡,怎样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可是在中国的环境里,几乎找不到答案,只能偶尔读些文学和哲学的书,但是作者跟我一样,发现了问题,观察到现象,只是找不到答案。

  除此之外,多年来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常常被良心煎熬,无须别人提醒,我知道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伤害过很多人。顶撞母亲,怨恨继父,不尊重丈夫,工作中收受贿赂,笔下颠倒黑白……很多人和事,我极力地忘却,但不知道为什么一静下来,那些画面就在眼前晃动。所以一闲下来总想找人出去玩、逛街、泡吧,害怕静下来的时候,会听到心里那个会说话的声音。

  一位上海来的姊妹,不久前丈夫刚去世,请我去家里吃饭。进门一看没有黑纱,没有双人照片,连床都换成了单人床。她弹琴教我们唱歌,煮饭给我们吃,她不自怜,不忧愁,反而说:“为什么要为死人不停地哀哭?等我行完上帝的旨意,很快就要见到他了呀!”她在丈夫的墓碑上写着“Gone but never forgotten until we meet again”(离开了却永远不被忘记,直到我们重逢)。她对生死的态度大大地冲击了我,我羡慕她的人生境界,很喜欢去听她弹琴唱歌。

  99年圣诞节参加布道会,牧师说:“那些过往的事,那些犯罪的事,擦地一声,全部抹去了,一点痕迹都没有,从此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从此以后你是新造的人。”台下的我大哭,天下真有这么好的事情吗?上帝如果你是真的,教我做个新造的人吧!

  期间,我和丈夫保持通信,我的表达方式依然是简单和粗暴的。有时候听了布道会,感动得不行,就洋洋洒洒地写上万字的信,其实对于不信主的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有时候,他提出问题,我不是查找资料,寻找答案,而是盛气凌人地责备“真理就是真理,不容有限有罪的人去质疑!”他取笑我跟那些高唱“社会主义好,就是好,就是好”的马列老太一样,我揶揄他活在罪里,抗拒圣灵的感动。

  2000年的门训营,牧者关于婚姻的讲道让我深受感动,觉得自己做错了好多事情,是个非常不称职的妻子。当天晚上,眼泪像水一样,流个不停。临睡前,一群姊妹们跪在水泥地上,流泪为我祷告。我大哭说:“主啊,如果你让这个婚姻起死回生,我一定好好悔改,按照你的教导去作个温柔顺服的妻子。”尽管天天求上帝拯救我的婚姻,但我和丈夫渐行渐远,他变得越来越玩世不恭,追名逐利,最终放弃纪录片导演的梦想,寻找在体制内飞黄腾达的机会,而我却不愿再回去作御用文人。后来他退掉我们的宿舍,搬去与女朋友同住,长途电话里离婚成为唯一的话题。

  三、祸不单行:移民失败和离婚

  2001年的秋天,大专毕业了,刚好也收到移民局面试的信。去底特律面试之前,律师说“你一定成功,我把你的分数算了又算,大大超过最低线的。”

  去底特律的路上,我充满期待。一方面觉得自己认识了上帝,以前做错的事情都一笔勾销,如今是新造的人,上帝会带领我在加拿大开始全新的生活;另一方面觉得移民材料是诚实地写的,连曾是记者的身份也写进去,这是信心的表现,上帝会奖励我的。

  移民官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他怀疑我的诚实,因为2年前拿学生签证时,从来没有提过记者的身份,这次提交的文件,很难令人相信是真实的。短短十几分钟的谈话,我大部分时间在低头落泪,他的指证令我哑口无言。

  2001年的圣诞节前,同时收到两封信。一封是移民申请被拒,一封是离婚起诉书。

  圣诞节的晚上,室友们在一起吃饭,看电视庆祝,我默默地收拾行李,准备回国。那天晚上我没有祷告,再也不想跟上帝说话了。上帝把我生命里的一切都取走了,童年取走了爸爸,后来是妈妈,现在是丈夫,没有亲人和家庭的我,孤单地活着,生不如死,还有什么可求的呢?

  临走前李阿姨硬拉我去家里吃饺子。我对上帝充满怨恨,饭桌上说:“回国以后我再不去教会了,上帝不爱我,他一定非常恨我,所以把爱我和我爱的人都一个个地带走。”

  在苦毒和恼怒中我选择离开上帝,但是上帝却不离开我。李阿姨将我的事情告诉了一位香港来的总编。

  几天后总编找到我:“听说你要回国了,去哪个城市?”“不知道,婚离了。前夫把我们的宿舍退了,也不肯把电话号码给我,让我不要找他,不知道该去哪里落脚。”“你还想留在加拿大吗?”“可是学生签证到期了,而且也没有钱继续申请移民,连生活费都成问题。”“这里有人奉献给你1500元,这笔钱可以让你去找移民顾问重新申请移民,在等待签证期间,不如来我们报纸作义工吧!”

  与我无亲无故的人,会给我一大笔钱,而且这样无私地帮助我,这是真的吗?审视自己的内心,去教会2年了,我依然是个道德软弱,缺乏信心,自以为是的人,难道信仰真能改变人与生俱来的罪恶本性吗?上帝真的听人祷告,而且是一个如此顽劣的罪人祷告?

  晚上无意中打开圣经,刚好读到耶稣讲述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原来上帝所垂听的恰恰是罪人的呼喊,而不是拥有神学知识的法利赛人,耶稣所要寻找的恰恰是罪人。那晚我跪在上帝面前哭了很久。圣经里常常用恩典、怜悯和爱这样的字眼去形容上帝,这不正是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吗?以前我研究国企改革,贫困问题,写文章抨击时政,鼓吹体制改革,可是不论东西方社会,人们活得痛苦的根源,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罪。但是上帝没有放弃罪人,他让罪人去经历恩典、怜悯和爱,教罪人悔改,给人第二次的生命。耶稣所传讲的罪得赦免,罪人有盼望的福音深深地打动了我。

  四、遣返中国信心被考验

  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移民顾问,曾经在移民局工作过,深谙移民法,他设计了一个双管齐下地申请人道移民和第二次技术移民的方案,希望总有一个能通过。既然他帮不少基督徒们成功拿到身份,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以后4年,一切的积蓄都以各种名目的收费,被移民顾问拿走了。

  获得工作签证后,我正式成为报纸的记者,常常能采访生命成熟的基督徒和牧者,他们中不少人从前也是信仰的反对者,但最后却成为捍卫者。他们充满活力和信心的生活,激励我愿意更深地认识生命的源头——耶稣基督。

  虽然记者的收入不高,加上移民申请也需要费用,经济上偶尔会拮据,但主的吗哪总会按时赐下。一位读博士后的弟兄,去美国工作前,硬托人交给我一个信封;一对弟兄姊妹租了套三室一厅的公寓,将其中最大的一间给我住,却只收象征性的房租,而且每天开车接送我上下班。

  4年里,没有医疗保险,却从没有生过大病;没有买过衣服,倒是捡了不少别人淘汰下来的名牌。真实经历到以色列人40年旷野路,衣服和鞋子没有穿破的生活。

  2006年移民的路再次堵死了,所有的尝试全部以失败告终,似乎转了一大圈再次回到起点。

  周围的声音很多,从环境看神的心意已经显明了,是要我回国。这次我学会先安静祷告,寻求主的心意。一个周六的晚上,待我如同女儿的曾师母邀请了几位祷告勇士,一起寻求主的心意。

  当晚才认识的黎姊妹,祷告会后坚持让我去见香黛儿律师。其实去见香黛儿律师的时候,我并没有抱什么希望。跟移民局要解释的东西早就解释过很多遍,人家不愿意相信我,有什么办法?况且在这个事情上已经花了很多钱,哪还有经济能力纠缠下去?

  香黛儿看我灰心丧志的样子就说:“你信上帝吗?”“是的。”“你知道是上帝让你来找我的吗?在加拿大能够打这类官司的律师只有4位,两位在温哥华,两位在多伦多,现在坐在你面前的就是其中一位。”“可是打官司很贵,我没有钱。”“但是你有工作能力,可以分期付款呀!上诉期快过了,只要你能筹到1000元起诉费,我马上开始负责这个案子。”

  去联邦法院打官司,对于没有身份,穷途末路的我而言,是不敢想象的。就在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上帝恩典与怜悯的手再次出现。即将去台湾读神学的段姊妹,把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1000元交在我手上,让我先起诉立案。不久,没有居留权的我,竟然在一家上市基金公司找到一份固定职位,收入稳定后,法律费用也可以分期支付。

  香黛儿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她能体会我认识上帝后,思想上发生的巨大变化。香黛儿就找人把我的文章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并且让熟悉我的弟兄姊妹们写了推荐信。她写的辩诉书既有情,也有理,讲述了一个无神论者,如何在悔改以后,成为耶稣基督的拥护者和跟随者,一个曾经充满谎言和罪恶的人是可以被耶稣的爱改变和拯救的。不过,经过两年的法律程序,最终联邦法院没有推翻移民局的决定,维持原判,我必须回国。

  2008年香黛儿告诉我,官司输了,我必须回国,但她象先知一样地宣告说“It is not over, until God say so.”(一切没有结束,除非上帝说结束)

  回国前,移民局的官员郑重地告诉我“你不会再回加拿大了。”弟兄姊妹们都以为是生离死别,与我抱头痛哭。要离开生活近10年的地方,离开熟悉的朋友和同事们,与每一张面孔亲吻告别的时候,内心隐隐作痛。朋友们充满了担忧和不舍,而我则是恐惧和自怜,我们跪在地上祷告很久,眼泪打湿了地板,但是大家知道必须把我交在上帝恩典的手中,因为他是信实的。

  8月18日,我在一位荷枪实弹的移民局官员的护送下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

  在上海我立即与当初带领我信主的姊妹联系上,如今她已经是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我又可以去听她弹琴唱歌了。

  所谓家庭教会,就是五、六十人挤在拥挤的客厅里,坐小板凳,听传道人讲解圣经。没有讲台,没有扩音器,没有投影仪和钢琴。我学会在贫穷、纯朴和文化不高的人中认识信仰,很多传道人都坐过牢,有的在青海劳改了30多年;信徒中大多数人都有被政府欺压、被老板刻薄、被疾病困扰的经历,但是他们默默地接受苦难,相信上帝总有美意,常常在一起祷告和唱诗。跟他们相比,我实在没有理由继续停留在自怜和哀伤的情绪里,那些受苦的人教我学会交托和仰望,学会不问为什么,学会谦卑地跟随主。

  回中国1年后,2009年8月,突然收到移民局的来信,让我去体检,说我的移民通过了,而我根本不记得什么时候重新申请过移民。

  2010年夏天,我正式收到移民局的永久居民签证。2011年2月再次回到加拿大。

  香黛儿说她执业以来,我是唯一被遣送之后,又被移民局发放移民签证的人。周围的弟兄姊妹都说这是个神迹!

  回头看11年的移民路,其实是上帝垂听1999年圣诞节祷告的结果。如果没有痛苦和难处,我无法成为新造的人。因为贫困才能教我除去贪婪之心,学会依靠上帝;失败和羞辱才能帮助我克服骄傲和野心,学会怜悯别人。尽管今天的我在信仰的路上仍走得蹒跚,但确实看到上帝取这块粗糙的泥土,用痛苦的火除去了很多杂质,苦难是塑造我的机会。

  (文逸姐妹是《溪水旁》创刊同工,目前在多伦多基督福音堂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