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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中国(十三)

——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

◆ 黄智奇 牧师

   1858年满清政府和英、美、法等国签定了《北京条约》。在条约中有两项是让我们国人很难接受的条款。一条是鸦片贸易合法化,允许课税进口,不再是违禁的走私货物。另一条是传教士可以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前一条款直接导致了社会和民族的灾难,浪费人才,消耗财力,削弱国力,也因此使清政府更加无力抵抗列强的侵略。但后一条款却成为以后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教会,并将西方的医学、科学技术、教育方法和模式引进中国的主导性因素。传教士为中国造就人才,促进和改善社会男女不平等地位,以及为以后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世界列强现代化的接轨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这些进到中国内地宣教的传教士,透过他们的日常生活观察,深知鸦片的种种害人之处,促使他们群起反对鸦片贸易。他们动员自己国家里的教会和社会,反对这种害人的贸易。传教士们为此成立了英国东方反对鸦片贸易会,在他们自己国家和中国大力宣传鸦片之害,直到英国国会在1906年通过议案声明“鸦片贸易在道德上说不过去”,他们才解散。

  这场由传教士发动的反鸦片贸易运动前后历经四十年。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的动机,透过什么方式反对,以及所产生的结果都值得在中国近代史上记下一笔。

  鸦片带给中国人的祸害

  允许鸦片课税成为自由买卖的进口货品之后,大城市吸食鸦片的人数急剧上升,卖鸦片的商店和供人吸鸦片的烟窟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生意行业,西部省份的农民为了生产可以盈取暴利的鸦片而不再耕种粮食。满清政府明知鸦片的祸害,但却无法制止这种贸易。甚至政府多次重申法令禁止官员、士兵和太监吸用鸦片,可是衙门里90%的官员都在吸,军队里吸食的士兵也占20%到30%,皇宫里的太监则有50%,都是屡禁不止。中国的读书人也知道鸦片的危害,但他们写文章谴责鸦片害人的同时,却边骂边吸。吸鸦片的读书人也达20-30%。

  英国传教士德贞医生分析,鸦片在中国泛滥成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生活慵懒,借鸦片消磨时间,驱逐心灵空虚;借鸦片治病;政府的无能及官员的贪污腐败也是其一。

  鸦片对人的危害程度到底有多大,却是由进入中国内地传福音的传教士根据他们的第一手观察资料做了详细报道,让世界各地的人得以深入了解。开放鸦片贸易之后,从1858年到1877年二十年间,进入中国内陆的传教士对中国人深受吸食鸦片其害的惨状,纷纷做出报告。《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主编还在杂志里开辟了专栏,刊登鸦片害人的专题报告。所有投稿到《教务杂志》的传教士得出一个共同结论:鸦片不是醉人的奢侈品,乃是叫人上瘾的有害毒物。人吸食鸦片之后,会导致精神萎靡、不育、夭寿,更会令人丧失意志力。上瘾的人会不惜倾家荡产,甚至将妻女出卖为奴,导致家门没落,宗族衰败湮灭。又因鸦片大有市场,地方官员容许农民以种鸦片取代粮食,致使更多中国人吸食鸦片,而粮食却大量减产。

  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的动机

  中国政府和百姓反鸦片是基于其危害身体,损害国家经济。他们虽然坚决反对鸦片贸易,但却无能为力。在一连串的战争中清政府一败再败,被逼不得不签订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条约。满清中央和地方政府又错误地采用了以毒攻毒的政策,期待用自种鸦片和进口的印度鸦片争市场,致使这危害中国的鸦片贸易向全国蔓延,一发不可收拾。

  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的动机和中国人不同,特别是从英国来的,一方面是基于鸦片贸易损害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声誉,另一主要方面是因为此举严重妨碍了中国人接受他们正在努力传扬的基督福音。

  英美的传教士一致认为福音在中国难以传播就是因为鸦片贸易的缘故。他们认为中国人本来就憎恶洋人,再加上战败后又被强制输入鸦片,使中国人看到所谓基督教国家的道德水平也不过如此,就对洋人所传的道理更为反感。

  美国传教士保灵牧师见到中国人对他说:“你们教我们要有道德,但你们众多的同胞并不道德;你们教我们遵守神的圣日,但你们却在星期天盖领事馆,你们的商行在星期天装茶叶上船;你们劝导我们不吸鸦片,但你们何以将鸦片卖给我们呢?”保灵牧师还谴责英国卖鸦片并称自己是基督教国家是矛盾的,他说,“如果国家的政策是要完全摧毁一个民族,那他们为这个具有破坏性的贸易去争战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此政策就不能称为基督教国家的政策。一个非基督教国家实行这样的政策还可理解,但一个基督教国家在这种贸易面前该做的,就是指令他的大使,把它完全停止!”

  英国传教士德贞医生说,“如果不除掉这绊脚石(鸦片贸易),传教士、慈善家、商人都难以在这个国家有光明的前途。除非除掉,要不然什么目标也别想达到。”

  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在1877年上海举办的传教大会上发言说:“这是我们国家一个可怕的污点,我们有责任去唤醒英国那伟大的良心。”

  英美传教士从口头反对鸦片贸易到展开行动,到处奔走呼吁,推动停止鸦片贸易,除了看到鸦片损害了英国的声誉和妨碍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外,也因为本国的政客和鸦片商人在国内反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致使他们更要挺身而出。

  在英国国会和民间舆论中大多是支持鸦片贸易的,于是就把矛头指向在华的传教士。以上议院的苏慕昔公爵(Duke of Somerset)和卡宁敦伯爵(Earl of Clarendon)两位为代表,在国会里指控传教士制造麻烦,又借助英国兵力为他们索取赔偿,使英国为这些不谨慎的好人付代价,常陷于战争边缘。他们要求传教士留在条约中所规定的港口。

  英国民间的《泰吾士报》社论也反映出当时的英国民心,不愿意以经济利益作为善心的代价。因此民众也反对传教士在华的工作,认为他们有损英国的经济利益。当国会为着“是否限制传教士留在条约规定的通商港口”辩论的时候,《泰吾士报》这样发表社论:“国会不喜欢传教士,新闻界不喜欢,普罗大众也不喜欢。传教士肯定是最任意妄为,又或是最顽固乖僻的人。”“传教士肯定是最不谨慎,或者头脑不清。他们没有学识,甚至连做人的道理都不懂,就出去工作。”

  1858年以后的传教士对鸦片贸易问题都有了共识,看到它的罪魁祸首并非在中国卖鸦片的英商,乃是英国政府。于是传教士们改变策略,将目标转向争取国会的法律修改,不再只是呼吁商人要顾及道德。他们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在英国政坛上动员,并在英国众教会里呼吁以获得支持。

  全职传教士转职作反鸦片贸易会秘书

  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运动针对的是英国政府,途径是成立专门反对鸦片贸易的会社。“英人东方压制鸦片贸易会社(Anglo-Oriental Society for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下文简称英东反鸦会)就是因此而成立的。他们透过此会向全英国人民宣传鸦片贸易的害处,并整合零散的反对意见,争取在国会通过立法废止鸦片贸易。

  英东反鸦会1874年成立,执行秘书就是丹拿牧师。丹拿牧师担任此职直到1888年,才由亚历山大继任。执行秘书的任务是联系教会和传教士筹办各地反鸦片会议和处理反鸦会的日常事务,包括出版反鸦片贸易的杂志《中国之友(Friend of China)》和反鸦片的书籍、小册子,还负责策动全英国教会以及同情反鸦片贸易的各界人士、团体共同联名上书给英国国会和外交部。

  丹拿牧师原是伦敦会1859年派到香港和广东去的传教士,工作了十年后1870年回到英国。在中国传教期间,他得到了华人信徒的尊重。但他不愿再留在香港传福音、建教堂,反而回到英国领导和推动反鸦片贸易运动,极有可能是不愿再沉默而让鸦片问题继续存在下去。认识他的华人信徒说:“他尽载中国戒烟之书回国译出西文,立会劝人勿吸勿种勿卖。”

  英东反鸦会成立后很快就聚集了相当多有影响力的反鸦片贸易团体。虽然英东反鸦会不是由任何传教差会创立,但是它的成立和以后工作的发展,却和传教士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该会除了由传教士担任执行秘书外,在华传教士戴德生(J.Hudson Taylor)和斯蒂文孙(J.Stevenson)也积极响应该会的工作。在他们回英国述职的时候,多次奔走声援,协助该会在教会推动反鸦片运动。

  英东反鸦会努力唤起英国众教会的关心

  英政府的鸦片政策受着民意的影响,民意又受着众教会宣扬的信息影响。而教会传扬反对鸦片的信息,就是受英东反鸦会的影响。英东反鸦会的工作则是由在华的传教士整体一致支持的。

  英东反鸦会从1878年到1882年间最成功的作为,是唤醒了英国众多教会对中国鸦片贸易的注意和关心。当时大多数的教会领袖都曾写信给国会和外交部,敦促他们停止鸦片贸易。这包括几乎所有非属于国家教会的教会领袖,像卫理公会、长老会、循道会、浸信联会、公理联合会、贵格派以及一神教派,还有天主教会。国家教会领袖上书请愿的,有坎特伯雷大主教、都柏林(Dublin)和约克郡(York)大主教。从1877年到1882年,他们写了超过七百七十封请愿信,收集超过五万七千个签名递交国会和外交部,呼吁英国政府停止生产鸦片和鸦片贸易,停止干预中国政府为抑制鸦片而高征鸦片税的自由。

  由于反鸦贸易声势浩大,赞成鸦片贸易的人于是迁怒反鸦会,抨击反鸦会没有独立见解,只会依赖道听途说的传教士们的意见。

  伦敦的传教大会将反鸦运动国际化

  1888年的传教大会和1881年的反鸦片大会都在伦敦举行。后者是反鸦会推动的,参加者除了主要的教会领袖、传教团体和传教士之外,也联合了其它政治和信仰团体。但1888年的传教大会,是由英、美、欧等国的基督教会和传教差会推动。由于鸦片的害处影响到宣教工作,所以反鸦贸易也成了大会的议题之一。反鸦会既不属于教会,也不算为传教组织,却被邀请出席大会并发言,由此可见反鸦会在当时的影响力。

  传教士的工作不但使反鸦片贸易运动被推向国际化,而且挑旺了英国众教会为反鸦贸易祷告的热心。

  1888年的传教大会是最多英国代表参加的一次,共有一千三百一十六人,分属五十三个教会和传教团体。此外,加拿大的九个团体代表三十人、欧洲的十八个团体代表四十一人和美国的五十七个团体代表一百八十九人也参加了此次大会。此次世界传教大会似乎是特意挑在伦敦举行,意在借着大会传递的信息,影响英国民众和教会,激励他们传教的心志。鸦片问题虽只是大会其中的一项议题,但由于会议的国际性,又在英国首都召开,此议题的发言和决议,对一个以信仰基督为主流的国家而言,无疑造成极强大的国际压力。

  大会中就鸦片问题发言的传教士有十六位之多,其中包括中国內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和秘书海恩波等。这些发言的传教士不仅指出国家的罪恶,也为自己的麻木公开认罪,还有的公开声明自己要与国家一起担罪。他们更呼吁凡事要祷告神,不是依政治环境做决定。內地会的传教士发言最为踊跃,而且大会最后通过的议案也是由戴德生提出的,内容包括要将此贻害中国的鸦片贸易记录在册;斥责英国政府借印度去制造、推销这祸害人间的毒物。

  大会影响英国众教会最深的,是它的祷告气氛和对教会的呼吁,因而得到了众教会积极的回应。大会之后,许多教会定于每月第一个星期三专为停止鸦片贸易祷告,参加祷告的多达三千零三十八人。有些教会领袖组成独立的基督徒联盟(Christian Union),超过一千六百人加入成为会员。该联盟出版一份叫《国家公义(National Righteousness)》的杂志,推动全英国基督徒起来反对鸦片贸易。该杂志首期就阐明创办动机:基督教会的无知和漠不关心造成以往反鸦运动的乏力,如果教会不彻底醒悟,就无望取得胜利。因此,该杂志以教会牧师、传道人和有影响力的平信徒领袖为主要读者群,向他们揭示鸦片贸易的罪恶。

  高昂的反鸦呼声,使英东反鸦会的国会议员重整旗鼓。1889年5月3日,议员史密夫(Samuel Smith)在国会再次提出反鸦片动议:

  “为与中国贸易鸦片的历史抱愧,并承认此贸易触犯中国的真正利益。要求印度政府采取步骤完全停止此贸易,再敦促本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在下一轮条约重估的谈判中,赋予全权在合适的时候终止此贸易。”

  反鸦会的国会议员重提在华传教士的见证,并以他们的请愿信作为辩论证据。结果史氏的动议得到一百六十五票赞成,八十八票反对。至于支持鸦片贸易的议员和官员仍然坚持他们的论点,指出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鸦片生产国,是中国人自己喜欢鸦片,没有人逼他们吸食,是他们自己又吸、又买、又种云云。虽然英国政府并未因此次国会大多数人反对而修改它的鸦片政策,不过,英东反鸦会不懈的努力终于首次在国会取得大多数议员的肯定。

  英国贵格会的一个组织写信给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传教大会,就提到英国教会的灵性苏醒和国会的决议案取得积极进展,都是1888年伦敦传教大会的成果。

  除了英国国内反鸦声浪高涨之外,国际间反对鸦片贸易的呼声也因着1888年传教大会而不断增强。参加大会的传教士来自英、美、加和欧洲大陆诸国,他们主要分散在中国、印度、非洲和日本等国传教。大会通过的议案信息,被传教士们带回自己祖国的教会分享,也带到他们传教的国家。因此,他们就成了将鸦片贸易问题国际化并造成国际舆论的重要媒介。

  荷兰于1890年成立反鸦会,响应英国的反鸦片运动。同年,新加坡举行了千人集会,抗议英国的鸦片贸易。至此,国际反鸦片舆论浪潮初具规模。

  鸦片贸易境况急转而下

  1900年义和团杀害在华的传教士和基督徒之后,1901年4月美国三十三家传教差会集体上书给美国总统麦敬理(McKinley),指出鸦片贸易是其它合法贸易的最大障碍,废除该贸易可使中国人消除对美国人的仇恨情绪并心生好感。他们要求美国政府主动地以政府影响力去带动友邦停止鸦片贸易。这是美国传教士就鸦片问题影响政府决策的开始。美国政府早于1883年与中国签约,禁止鸦片贸易。1903年与中国签订新条约,订明鸦片和吗啡不得进口到对方的海岸。

  1905年,加拿大的基督教会组成了反对鸦片联盟(Canadian Anti-Opium League),由加拿大浸信会传教差会执行秘书布朗(J.G. Brown)领导。1908年温哥华的华人也发起了反鸦片运动。

  澳洲及新西兰的反鸦片运动始自1890年,由澳洲墨尓本的基督教会华人信徒领袖祝鸿昌(Cheok Hong Cheong)领导。澳洲和新西兰的教会相继通过决议,反对将鸦片输入澳洲,同时反对吸食鸦片。在他们的影响下,连原先做鸦片生意的当地华商,也愿意停下生意并加入到反鸦运动中,促请澳、新政府禁止鸦片。澳洲反鸦团体还与总理约见,当面要求停止输入鸦片。经过不懈努力,他们终于得到总理的认同,政府于1892年底正式立法,除了医药用途外,禁止鸦片输入澳洲,禁止百姓吸食鸦片。

  传教士对鸦片之害的了解和反对鸦片的呼声,唤起了他们祖国的教会和社会的关注,最终促成了政府立法禁止鸦片。到二十世纪初,国际社会对鸦片之害已经达成共识,立法禁止鸦片输入和吸食鸦片已成国际大气候,只有英国、印度政府还在坚持条约,继续输入鸦片给中国。

  1905年英国国会大选之前,得到英国教会普遍支持的反鸦会再次呼吁选民,要凭人格而非党派去选出他们的国会议员。大选结果是,支持鸦片贸易的保守党垮台,反对鸦片贸易的自由党获得多数议席成为执政党。1906年5月30日议员戴得道(Theodore Taylor)在国会里动议,要求国会承认鸦片贸易是违背道德的。动议全文如下:

  “本议院重新认定印度——中国之间的鸦片贸易在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谨请皇帝陛下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尽快促停这贸易。”(注)

  动议在没有任何反对下一致通过,这与众多自由党员认定鸦片贸易是不道德的有极大关系。英东反鸦会将议案通过归功于所信的神,是神垂听了祷告。《教务杂志》则认为,除了美国和日本禁止鸦片影响了英国政府之外,还有两个因素。其中之一是长期出现的反鸦片文献、众多传教士回英国教会述职时所发表的反鸦片言论造成了深远影响。

  英东反鸦会并未因国会一致认定鸦片贸易违背道德而满足。他们知道英属印度政府未必会顺从国会的意愿,因而就继续向印度政府施压。印度承认,他们收到很多教会寄来的决议案,要求立即停止鸦片贸易。

  英国政府直到1907年底才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以三年为实验期,逐步减少印度鸦片进口。到1911年5月8日才正式签署协议取消鸦片贸易。

  总 结

  贻害中国长达百年的鸦片烟害之所以能够逐渐止息,与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有直接的关系。

  这一小群被中国人所轻视甚至仇视的传教士,本着他们的良知和信念,认定鸦片贸易是危害中国人的罪恶行为,是得罪神的,又领悟到罪魁祸首是他们不义的祖国政府。于是传教士们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运动,对抗他们的帝国主义祖国政府。他们的行动,在当时看来不仅招致以帝国主义思想为主导的政府和商人的愤恨和攻击,且无法劝止中国人不吸、不种、不买鸦片。可是,恰恰因着这一小群人持守信念,不断地将鸦片贸易祸害中国人的事实向教会报告,才唤起了英国众教会的良知,点燃了为此祷告的热忱,继而英国教会影响了国会议员和选民。同时,透过他们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教大会上的报道,将鸦片之害向世界各国政府陈明,引发了世界各国政府和百姓的共鸣。因着传教士不屈不挠的精神,最终使英国政府认定,盈利丰厚的鸦片贸易违背道德而予以停止。

  仅从反对鸦片贸易的角度来看,我们称这些传教士是“神国主义的文化维护先锋”并不为过!

  (本文摘自黄智奇牧师所著《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

  注释: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 Vol CLVIII, p.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