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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绽百出的“文化信仰”论

◆ 严 行

  这是一个现象:“信仰”在当下中国成为热门话题。

  继“民主是个好东西”之后,人们渐次注意到“信仰也是个好东西”。于是,围绕信仰的讨论一时纷起,有人感叹政治信仰失落,有人悲呼传统信仰瓦解,有人发现中华民族信仰原本缺失,有人寻觅信仰的力量。正当众人为信仰开始焦虑的时候,赵启正在《珍视我们自己的信仰》一文中,淡定地宣布说,我们是有信仰的,我们的信仰是“文化信仰”,我们有良心作自我监督。这篇发表于5月14日《人民日报》的文章,矢口否认中国人普遍无信仰一说,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延绵至今,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有“文化信仰”。原来,信仰这东西,“我们也有”!

  信仰是这样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解释吗?

  

  赵启正所说的“文化信仰”,主要是指儒家的伦理道德。他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例,说这是“中国人的信条”。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语,《论语》记载孔子曾两次提到,分别向子贡和仲弓谈及,可见确实是孔子很重视的一句“信条”。这句话不仅是“仁”的具体表达,甚至是“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这句话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至今老少皆知,深入人心。但此言是否成为信仰,又是否被人躬行,则是另一回事了。

  儒家的伦理道德存在两个缺限,第一,不能解释它的来源;第二,不能提供践行的动力。许多学者认为中国逻辑学的不发达,致使先贤的论点常常十分突兀,全无论证过程,一张口就是结论。孔子孟子常常如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这样。人们所熟悉的孟子之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是同样。孔孟只管口传“圣言”,却不提供圣言的合法性来源。如果依孔孟的逻辑,则完全可以提出反论:“得陇望蜀,人之常情”;也可以说“嫉妒之心,人皆有之;恨恶之心,人皆有之……”。如此,孔孟之言的正当性何在?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诚然是举世共认的“黄金律”,但能克制“己所不欲”而不将其“施于人”的力量却不是人天然就有的。亚当“不欲”被上帝批评偷吃禁果的行为,马上就将过错“施于”夏娃;孔子“不欲”被杀,却将死“施于”了少正卯。“勿”的存在,基于客观上恰恰具有这样的倾向性,所以才需要用“勿”来阻止。然而,这一倾向性,仅靠一个“勿”字,却是万万不能的。“勿”,指向道德,而道德,是人对自我行为的规范和约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语已经表明,没有人能将“勿”进行到底。如此,这一黄金律在中国社会的可行性又何在?

  赵启正解决“文化信仰”的落实难题,称西方的宗教有神在监督;在中国,则“有‘诸神’在监督,就是家人、朋友、同事、邻居”,“还有自我监督,就是‘良心’,我们讲‘天地良心’、‘君子慎独’,说的就是自己监督自己。”但他所给出的方法却是荒唐的:将他人和自己干脆一并视为神!何用上帝鉴察人心呢,中国人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了。这种大言不惭的说法,或者可视为后现代社会人的悖逆程度的升级版吧。当年孔子对神的事情不明白,一直小心翼翼,不敢妄言,赵启正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至于这种“文化信仰”的结果是否像赵启正说得那样美妙?有事实在,无须多言。举世骇然的假冒伪劣现象,或许就是这种“诸神”监督与“自我监督”的直接结果吧!

  二

  圣经向世人启示了黄金律之外的另一个律,就是保罗在新约罗马书所提到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7:21-23)这是圣经揭示的人的道德困境,这也是道德不能拯救人的根本原因。耶稣在回答企图靠“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的少年财主后,对门徒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参马太福音19:26)耶稣说明,道德的能力是从上面来的,是从神来的,人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以道德自命,是一条绝路。

  如果说儒家先贤对伦理道德的认识,是上帝的普遍启示在人心中的模糊反应,那么,由于不知道特殊启示,这些观念只能停留在意识层面。因此,孔孟等诸子可知“仁、义、礼、智、信”等,却不知它们的来源;他们愿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却无从寻求实践的能力。他们不明白人的有限性在道德方面,恰恰表现为“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参罗马书7:15)这样,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语,与今天国内各级政府大门前“为人民服务”的壁刻有什么分别?不过是一道“看上去很美”的标语罢了。

  圣经清楚地说明,只有上帝是善的源头和善的本体,基督徒行善的力量是出于神。耶稣向少年财主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路加福音18:19)耶稣意在向少年财主辩明,他唯有信面前这位耶稣为神,才有资格称之为“良善”,因为人不能成为善。新约罗马书更是揭出人的罪性本质,“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10-12)

  诗篇中不断向世人呼唤:“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你们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因着上帝的至善,人行善的力量只能从上帝而来。尤其是当人犯罪后,人失去了行善的能力,人在犯罪的事情上有能力,但在行善的事情上却软弱无力。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罗马书7:18-19)当保罗痛悔、叹息、绝望道:“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当他如此呼求时,他就在向上帝认罪悔改之际,看到了从上而来的盼望:“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7:24-25)保罗在此道出了一个基督徒的弃恶从善的起头,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与赦罪之恩,这恩典让他脱离必死的绝境。从此他的旧人死了,他从主耶稣而来的新生命带给他行善的能力。这就是诗篇23篇所说的:神“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所以,真正的信仰赋予人行善的愿望和行善的能力,不是凭着自己,乃是出于神。这是基督教与一切道德主义者的区别所在。基督徒当然要行善,并要随时预备行善。因为“我们原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以弗所书2:10)“你们要彼此劝勉,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行善,由此成了基督徒生活在世的目的之一。只是这善的愿望与能力,以及善工的成就,全在于基督徒所信靠的神。

  反观孔子所提倡的善,不但是难以落实的,而且是没有回馈的。如此一来,儒家的“好心”和“善行”在投向他人与社会之后,便“泥牛入海无消息”了。行善者的每一次善行,都归于虚空;除了他自己的“良心”,没有任何支撑他继续善行的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他的精神无比强大,不然,任何一个行善者都无法在人欲横流的社会上,“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基督教的真理完全不同于儒家道德教训的空泛。新约给了我们这样美好的应许:“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罗马书2:7)圣经不但劝勉基督徒努力行善,而且他一切的合神心意的美善行为,都将“积财宝在天上”,都蒙上帝纪念。“永生”,何等的回报!这是上帝的最美的祝福啊!圣经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9)

  这样的福份,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赵启正岂能得知呢?

  

  “文化信仰”,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东西。因为文化与信仰,是处于不同层次上的概念。

  文化是此岸世界全部活动的综合,是从人出发的,并回归人自身的。即使在文化庞杂的内涵中包括了彼岸之光投向此岸的影响,但总体而言,文化是不离此岸的。而信仰是人作为有限者向绝对者的降服,是人作为存在者对存在本体的敬畏与认定。卡尔?巴特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信仰都不会加入到有关人的存在、占有和行为的持续发展进程中。”“只要他的信仰尚属人的立场、人的信念、人的方向,它就和一切人性的东西一样绝非上帝之义。”

  信仰之所以是信仰,就在于它向上帝出发,面对永恒,它永远不被人性化。真正的信仰一定不是建立在以人为本位的基础上,乃是借着神恩,因上帝的道而产生的。因此,所谓“文化信仰”,本身就是不能成立。

  赵启正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不无因由。

  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因无宗教而呈现浓郁的世俗性,先周文化还遗留有崇神尚鬼的习俗,但早是周初之际,就全面世俗化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之说,便显出淡化天意,强调人的作用的开端;到把灭殷解释为“恭行天之罚”(《尚书?牧誓》),则简直是“替天行道”了。春秋战国之际,无论法家墨家,无不汲汲于利;即使儒家,也把伦理秩序摆在首位。李泽厚认为,中国人的“这种理性具有极端现实实用的特点。”鲁迅说“中国在昔,本尚物质”实在是颇有见地的。小农生活方式之下,人们格外看重物质利益与直接可得的荣华富贵,鲁迅“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一语,正有是感于这样的民族特性。

  不跳出这种思维模式,目光永远定睛在此岸,是无法理解真正的信仰的,更不会明白,人生的意义,既不是在伦理道德的解释里可以达到的,也不是在人的文化里可以完成的。信仰是理解这个世界和上帝的一体性,是对超越生死的真理的最终认识。这绝不是赵启正的“文化信仰”可以企及的。

  马太福音13:15“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正写出人在不认识上帝之前的蒙昧状态。辜鸿铭说:“与其说中国没有宗教,还不如说中国人不需要——没有感觉到宗教的必要更确切。”(《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百年前所讲的这话,正好为赵启正何以有这样的观点作说明。

  从近期看,赵启正关于信仰的文章,与“大国崛起”的盛世喧哗中相一致,经济暴富之后的国人,也开始有了权力话语的要求。鸦片战争开放国门以来,中国先是经历了器物、政体、文化的不断引进和吸收的阶段,后是经历了接轨、入世、赶超、腾飞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信仰”便成为了最后的也是最高的表达。赵启正提出“文化信仰”一说,正与此前的所谓“文化自豪”“要输出我们的文化价值观”的呼声相应,也是对若干年前广为传说的某位西方政要“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一语的回击。

  只可惜,赵启正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前主任,虽然有心补天,但却无奈社会事实不给力,“文化信仰”并没有保证社会的公义稳定,“诸神”监督与自我监督也不能限制汹涌的人欲,时下贪腐横行、欺瞒成风、假货猖獗、污染遍地、诚信不存,桥塌、楼垮、双规、审查……都显出“文化信仰”的无力与无用。《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从3月27日发起主题为“信心?信念?信仰”的网络问卷调查,不到一个月,该论坛就因太多的人投“不赞同”票而黯然关闭,也让赵启正的“文化信仰”蒙羞。

  赵启正之言,并非新论,乃是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在中西文化对比中发现了中国信仰空缺后,试图从中国文化中挖掘出绕开基督教信仰而找到安身立命根据的又一努力。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胡适以“大我的不朽”作为个体“小我”的出路,而赵启正这里直接将中国文化中的道德核心直接拿来当作信仰,他相信“文化信仰”也有“最高命令的意义,对整个社会有确立价值、约束行为的功能”。赵启正的论据是相当“唯物”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至今”就是证明。他忘了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

  赵启正的“文化信仰”说是虚诞的。但信仰问题,作为人的根本问题,却从来不虚。今天,在权力、金钱、炫富、比美、表哥、房姐……都渐渐成为浮云之后,信仰问题最后露出水面。这是今天信仰成为热门话题的原因。

  利益与欲望退潮后,信仰将显露出它的真实。

(作者在士嘉堡华人福音堂国语堂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