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理性

 

——听黄智奇牧师布道有感

 

   

 

在去年圣诞节由国语堂举办的布道会上,黄智奇牧师以自身的认识和感受动情入理地讲述了上帝与人同在的信息。这是一场不同于我以前所经历过的布道会,没有狂风骤雨般的情绪感动,没有气势磅礴的雄辞激越,布道深入浅出平易生动,一如他以往的娓娓而谈。聆听黄牧师的布道引起我持续的思索。许多看似普通的日常现象,经黄牧师点破,唤起人的反思,使人对司空见惯的行为,重新拷问;对习以为常的观念,再次审视。对听众而言,在布道会中不仅是收获了多少,更是被带入一个开启的空间,去寻求,去叩问。

布道会上,我感触很深的一点,是谈到大陆移民到加拿大的这批知识分子接受福音的思想障碍。他们长期受国内政治宣传的影响,无形中将官方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观念而不自知。对这一情形,黄牧师是以这样平白的话语来讲述的,大家每天都看电视,其实,每一套节目都会有些东西进入你的脑子人以为民主可以自救,但人心里面的罪,并不能以此解开,政治、民主、教育、制度,都不能做到。只有以马内利来,给人以赦罪的消息

是的,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受影响”“被灌输,没有人觉得自己被洗脑了。人人都认为自己所持的观点来自于自己的独立思考。通过这样的独立思考,大陆知识分子普遍相信政治改革可以救国,民主化可以救党,教育改革可以挽救人心,制度接轨可以救社会,总之,不必基督,不必信仰,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形态的变革实现我们进步富强之梦。我们笃信理性,不屑地斥道成肉身”“十字架上的救赎为荒诞无稽。由于我们是这样正确的,我们之外的观点自然就是谬误”,因而,我们坚持正确,反对谬误。我们曾是何等直而气壮啊。

对大陆新移民而言,大家都反感国内的政治宣传,抵触那种骗人的说教。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家都认为自己已经自觉地将国内强制于人的意识形态屏蔽在外,摆脱了宣传教育的干扰,而独立地寻找并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基础。

殊不知,我们在长期的思想文化环境中受到的潜移默化,使许多来自统治集团的思想观念深植于心。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一直是个政治上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文化上各种口号满天飞的假大空社会,浸淫在这种气氛之中,谁能真正超然其上,出污泥而不染呢?比如,我们对爱国”“进步”“理性”“民主”“德治等观念的接受,有多少是真的来自于我们的深思熟虑?

一切理解不始于,而始于前理解。换言之,在接受某种观念之前,原有的思想基础将决定人对该观念的舍取态度。正是这个原因,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民主容易,接受自由难;接受理性容易,接受灵性难。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考察了民主自由理性灵性之后,选择了民主与理性吗?不是这样,是我们的文化作了我们选择的导向。

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是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时期的学者,在当时无数西方思潮涌入中国的时候,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众多主义之中,胡适选择的是以美国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陈独秀选择的是共产主义。这两种不同选择的背后,都是千年中国文化的深重影响力。胡适对实用主义的选择,源于中国文化自身的实用精神;陈独秀对共产主义的选择,源于中国文化中对均贫富、大同社会的理想。有谁能真的独立于自己原有的文化基础呢?

所有的选择,无不以自己原有文化观念为基础。我们选择不信基督,并非真的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坚持科学主义,而是出于我们被封闭被局限的心灵。我们选择爱国主义,并非我们对祖国文化历史传统有深厚的感情,而是一种狭隘的华夷之限的民族观念及私有观念。不少大陆知识分子举起科学与唯物的大旗反对基督教,振振有辞。他们自认为在讲述自己的观点,完全不感觉是在做宣传的传声筒,是在说着共产党政府教他说的话,是在作他人的代言人。从真实情况来看,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所谓彻底的无神论者,不曾有过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事实是,我们的固有思想在影响我们的判断,我们已有的观念来决定我们的选择。科学与理性不过是我们的挡箭牌罢了。如果我们肯于思索,能将理性追踪到底,将会发现,理性本身与我们所以为的理性其实是两码事。理性起源于古人对因果关系的认识。理性的基本方法是逻辑推理,而最核心的推理手段是归纳(因为演绎法不能产生新的知识,其结论已经包括在前提之中)。若将因果关系中的直追到底,必将走出唯物的圈子,而走向信仰。因为一切事物最后之因是上帝。在归纳推理中,所有的推理也只能从有限的不完全归纳中推导结论,并人为地赋予其完全归纳的意义。因为完全归纳是不可能的,无限不可企及!所以,不仅理性的有限性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们将最终看到,没有上帝,连理性也不能存在。因为:因果关系中那个绝对的,归纳推理中那个无限性的完全,都只属于上帝!这样说来,我们对理性到底了解多少呢?

由于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没有对上帝的信仰,所以,理性能力在中国其实是非常贫弱的。理性并不在我们之中,理性并没有成为我们的认知能力与分析判断的工具,“理性不过是我们利用的一个口号而已。理性是我们需要时就高呼,不需要时就忘却的东西。这才是理性在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真实现状。

大陆知识分子真的是曾理性地看待事物,分析问题,寻找结论吗?如果能以警醒的耳朵去倾听,那么,在今天大陆新移民高谈阔论的背后,是不难发现到处充斥着的非理性思维,不难发现国内政治宣传的影响。在近年来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我多少次听到人们在议论时说:我就是反感小日本!,在9·11的日子里,我听到一些人掩饰不住的欢呼。我听到新从大陆出来的移民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一片叫好声,以为在改革开放的旗号下,中共真的与国际接轨,走向民主开明了。我听到许多中国移民,无视中国九亿农民的艰难处境,仅仅对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认为中国早已超越西方了。还有不少移民,当初离开中国的时候,对国内制度专制社会黑暗个人压抑痛心疾首,移民北美之后,面对打工生涯的辛苦,就无比怀念过去的好时光,怀念自己当年公款吃喝的幸福,怀念时有权在手时八面威风,羡慕同事们现在靠腐败靠谋私靠关系过上的豪宅名车的潇洒日子,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向标榜的理性何在?对于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少见有大陆知识分子以理性为武器进行批判。看看国内最常见的口号吧,紧紧团结在以XXX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中哪里有什么民主,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中哪里有什么理性,“五讲四美三热爱哪里算得上道德。理智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此有过多少旗帜鲜明的质疑与鞭辟入里的分析?理性何为?何以一提到基督教,大家的理性就陡然高涨了?

将这个问题展开来看会发现,真正左右我们的并不是什么理性”“非理性,而是我们的文化认同。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首先本能地抗拒上帝这样一观念,然后我们才以科学和理性为借口来反对基督教。而远不是由于我们理性地认识到基督教是迷信,所以我们拒绝。这是我们内在精神结构和文化观念认同心理在起作用。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接受基督教的上帝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

接受什么,拒绝什么,从来都是在原有文化基础上所作的取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接受共产党执政容易,接受基督教难。1949年中共建国时,众多优秀知识分子为之欢呼,而几曾见到第一流知识分子为基督教的传播奔走?

黄牧师在布道中特地引述了耶稣登山宝训的第一句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黄牧师着重解释了虚心一词,说明它的原意是心灵贫穷的意思。心灵贫穷,意味着心灵仍处于的状态,这样的人,容易听进神的话语,容易接受上帝的恩光。这也正是当下中国大陆七千万基督徒中百分之九十是在农村,在文化水平不高的底层人那里的缘故。相比而言,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比他们接受福音要难得多。因为知识分子的心灵是不的,他们的心灵里被塞进了大量来自传统来自现代来自教育来自灌输的东西,他们的心灵不是处于的零状态,而是低于零的负值状态。尤其可悲的是,不少大陆知识分子以此自负,

以为唯我正确。

近年来,可喜的是,海内外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对中国文化的反思进入到信仰层面,一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由此走向了

基督信仰,他们开始用上帝所赋予人的理性和灵性来认识耶稣,接受福音。神的光穿越重重阻隔,照射进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神州幸甚!

黄牧师在布道中说,大陆移民追求理性,港台人追求快乐。黄牧师这句话道出了大陆知识分子的特点。那么,信奉理性的大陆知识分子,应该警醒了,真正运用我们的理性,来认识上帝,向神回归,让理性得其所哉此其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