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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宣教呼召

◆ 邱仁德 长老

  出生以前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耶利米书1:5)


  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这些话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人,尽管我们并非都将成为先知。神使我们在母腹中成形(参诗篇139:13),并为我们的将来作好了准备。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利米书29:11)。

  神是至高的,祂掌管着我们的生命。我非常明白这个圣经真理,现在年纪大了,我更意识到这一点。在过往的十年里,我开始清楚地看到了神的手在我生命中,甚至在我出生以前,就开始工作。你们大多数人不知道我的名字“Laval”的来历,除了它是一回文结构(这可作为社交谈论的好话题),还有着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更大的意义。

  我母亲给我起名叫“Laval”,是参考一法国神父的名字,“Jacques-Desiré Laval”。他生于1803年,卒于1864年,并于1841年作为一名宣教士来到了我的出生地——毛里求斯,向不久前被剥夺选举权的非洲奴隶宣教。这些非洲奴隶是穷人中的穷人,Laval神父是他们的模范神父。他以尊严对待他们,教导他们信仰的教义,并结束了许多社会上出现的罪恶行为,如淫乱,这是扰乱他们社区的一个问题。他无私地把自己的生命倾注在这些人身上,以致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尽管是一名受过训练的医生,可他并不顾及自己的健康。在1979年,教皇为他行了宣福礼,这是通往被罗马天主教系统封为圣徒的第一步。

  象许多其他毛里求斯母亲一样,我母亲照着这位既谦卑又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的名字给我起名的意图,是盼望我将来也会成为像Laval神父一样的人。她那时几乎完全不会知道我的人生将会在某些方面与Laval神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Laval神父是在他人生的晚些时候听到了宣教的呼召。他二十几岁时,在医学院学习,后来成为一名医生。作为医生,他并不是很成功,因为他总是为付不起钱的穷苦病人看病。通过一系列的事件,他的呼召变得越来越清楚了。之后,他进入神学院学习,在三十几岁时成为神父。起初,为此呼召他在法国事奉了若干年,直到有人提供他一次旅行的机会,来到了距法国9500公里之遥的毛里求斯。

  所有这些事件在我出生以前已经发生了。我知道在我以前已有云彩般的见证人,而我正跟随着他们的脚踪行。神已经预备好了所有这些事件,并运用大能使之协调统一,以便让我看清楚在这逐步显明的伟大宇宙计划中我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位置。

  长大成人

  象所有其他的孩子,当我小的时候,人们问我长大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只记得当初我有两个选择:当一名神父或一名间谍。

  当一名神父是我的第一选择。因为我生于一个罗马天主教家庭,在一个准宗教的环境里长大。尽管我的父母亲并非十分敬虔,但我是。当我年龄大到能够独自去教会时,我会赶去城里定期参加教会崇拜,即使没有其他人陪伴我。神已经在我的生命中开始作工。

  为什么想当一名间谍呢?我只能想到那是因为我喜欢冒险,去做没人敢做的危险的事,并去那些通常会把人吓跑的地方。回首往事,对于神早已预备我所要去从事的,我只能发出惊叹。以后的生活,无论在教会或在职场,我一直是一位拓荒者和开风气先河的人。

  就这样,我一直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在大约16岁那年,我突然辞掉了所在中学的天主教俱乐部领袖一职,该俱乐部是由我发起并带领的。已记不得为什么那样做了,所能记得的就是那位穿着僧袍的神父在我所读的高中满处找,逢人便问,“Laval在哪里?”我那时要确保不和他当面对峙,因为说实在的,我不知道该和他说什么。我想告诉他罗马天主教对我来说都是一些宗教仪式,但我不想从他那儿听到什么答案,也不曾和他辩论过什么。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这是错的,但在那个幼稚的年龄,我并无法清楚地说出那更深层的含义,仅能透过一副眼镜,朦朦胧胧地看到一些什么。

  接着,我便来到英国伦敦上大学,不再过问宗教的事。我成了一名名义上的罗马天主教徒,只在复活节和圣诞节参加弥撒。在求学期间,我一直回避天主教以及教会。就在我读博士的最后一年,在176路双层公车的上层,我终于与神相遇了,并得到了彻底的转变。在那时,全球宣教和向世界传福音在我的思想里是很遥远的事。我认为重要的是我自己需要被拯救,我的人生需要有目的和意义。经过这么多年拒绝神而造成对神的亏欠,终于得到改变。在信主的那一刻,圣灵的重生工作是如此的大能,如此的彻底,以至于祂把一颗新心放在我里面。神在我里面引发了一股动力,使我愿为神的荣耀而摆上一生。我找到了一种更新的能力和目的。歌罗西书1:29这样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搞清楚为了神的荣耀而将自己的生命全部摆上到底意味着什么,将会花我一定的时间。我要感谢华人福音堂提供了我所需的全部教导和培训,以至于我能够将视线转向世界上发生的不公义的事,并想为此做些什么。

  华人福音堂的角色

  当1978年移民来加拿大时,我所要寻找的就是一个能让我开始一种新生活并拥有一份能致富的职业的国家。至于打算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我一点概念都没有。但我知道,我已经准备好接受任何神为我所预备的。接着,我踏进了华人福音堂。

  华人福音堂的英语崇拜在那年早些时候刚刚成立,规模较小,主要由CGYG(福音堂青年团契)的成员组成。我因此比较容易融入和认识大家。我感到和他们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因为他们和我一样,不会讲汉语!我感觉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接着,迎来了1978年的差传年会。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这个世界上的苦难。世界上的需要重重地压在我身上。我已记不得确切的细节,唯一记得的是当讲员(来自TEAM的George Martin牧师)征求会众的回应时,我已准备好可以出发了。两年后,同一位讲员再次呼召时,我站了起来,热泪盈眶。我所记得的就是我的心情很沉重,当时想要做的就是找个地方去痛哭一场。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明白当时我为什么开始哭。如今,每当身为宣教士的讲员蛮有能力地宣讲有关人们的绝望和在基督里找到希望时,我仍然会哭。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宣教,仅停留在情感方面。以后是资讯方面的猛攻。我开始读有关宣教和神对世界的计划之类的书籍。突然间我不再沉浸在自我的小世界里专注于有关我自己未来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我被征召进入了神有关整个世界的大计划中。约翰福音3:16对我来说变得更为宝贵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那节经文的能力使我无法轻易地安息,直到尽我所能把此信息传递给更多的人为止。

  1980年,福音堂青年团契(英文)开始了一个针对海外学生的事工,对象大部分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称为“初熟的果子”。那是我第一次试着走出自己的安乐窝去进行跨文化传福音。我既非马来西亚人亦非新加坡人,但很快就学会了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更深地体会到基督所做的,祂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地上成为象我们一样的人。那是无法比拟的道成肉身。

  在教会,我能在宣教委员会事奉多年,在那里获得的经验是至为宝贵的。大家都知道,宣教委员会一项有目共睹的工作就是召开每年一次的差传年会。我担任了许多届年会的主席一职,有一定压力,但却从中学到了很多。

  宣教准备

  1)短宣旅程

  我相信当我们顺从地跟随神时,祂会对我们说话。换句话说,祂的旨意不会白白地或当我们只是静坐不动时展示给我们。作为一名活跃分子,我常常在“行动”。这正回应了保罗在腓立比书2:12-13所讲的“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因此,短宣旅行对我来说是考验我的宣教呼召非常好的机会。我需要搞清楚自己能否在海外生活并适应气候的变化;能否适应语言沟通不甚明确和人际行为复杂的环境。1982年12月,我领了一队由16名“初熟的果子”组成的团队去墨西哥的Matamoros短宣,这是华人福音堂和动员差会(OM)合作举行的第一次短宣活动,是值得纪念的一次旅行。我仍记得那次旅行每一天的情景,我们是如何与墨西哥人相处在一起,并且和他们一起工作,那种合一性是超越人的理解力的。

  我发现了短宣的价值,并热心倡导这样一种体验宣教的方式。曾经一度,英文堂几乎一半的会众参与过类似的短宣。

  以下是历年来我所参与的一系列短宣之行,那是为我宣教而准备的功课。

 

    

  

    

1982

动员差会(OM

墨西哥

马塔莫罗斯

1987

LAM /环球福音差会(WEC)

墨西哥

墨西哥城

1988

短期福音宣教STEM

海地

 

1990

环球福音差会(WEC)

巴西

Contagem

1992

前沿Forward Edge

俄罗斯

莫斯科

1993

前沿Forward Edge

哈萨克斯坦

艾马迪

1999

动员差会 (OM)

匈牙利

布达佩斯

1999

动员差会 (OM)

罗马尼亚

Brasov

2000

协同差会 (Partners)

印度

加尔各答

2000

协同差会(Partners)

Mizoram

Aizwal

2000

协同差会(Partners)

尼泊尔

加德满都

2000

动员差会(OM)

罗马尼亚

Tecuci



    2)差传会议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宣教的大好时机。一群来自哈密尔顿McMaster大学的学生组成了学生宣教先驱(Student Mission Advance,SMA),旨在动员年轻人参与宣教。他们的年会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在那里我有机会接触到宣教领域里最好的讲员,如George Verwer, Don Richardson, Jim Elliot, Helen Roseveare,等等。我阅读有关宣教的所有能读的书。1984举办的Urbana宣教大会对我以及随同前往的约二十个人来说是分水岭的经历,此次会议革新了我的世界观。 的讲员所激励,他们鼓励我们坚持做那看似徒劳的工作,即动员教会会友参与并持守来自神的宣教计划。

  另外一个宣教装备的领域是成为差传机构的委员。我本来是不想被提升到这样一个层次的,但有人询问我这个可能性。我推辞了许多让我加入委员会的邀请,因我不觉得自己已经装备足够或懂得很多以至能够作出有意义的贡献。但邀请还是持续不断地来,最后我让步了。以下是我曾帮忙过的差传机构,她们每一个都在我心中占了很重的分量,现在仍然是这样。在为去印度作准备期间,我辞去了列在最后的那个机构的事奉。

  前线差会 (Frontiers Canada)
  圣经联盟 (The Bible League)
  动员差会 (Operation Mobilization Canada)
  协同差会 (Partners International)
  Ibex 国际 (Ibex International)


  花在这些委员会里的时间对我理解差传是如何实际操作是很有帮助的。通过成为这些委员会里的一分子,我现在可以说我曾坐在桌子的两边,理解那些在工场实际工作的和在后方大本营指导差传的人看问题的不同视角。

  你可以看出,我为宣教所作的准备工作是长时间的和彻底的。迄今为止,神已经栽培我许多年。为着一个目的而出发的时间已经来到了。

  服务达利人的特殊呼召

  有许多理由使得我一直不能全职宣教,最近一次机会是在1993年。当时,我从哈萨克斯坦短宣回来,想再回去帮助他们。然后,我接到了要我作公司总裁的电话,经过一番斗争,最后决定留在本地。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寻找神让我去事奉的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民族,为某一个目的。但天空好像是铜做的,我的祷告都反弹了回来。

  我耐心地等候。2008年,我参加了一个Interserve泛亚洲会议。在那里,我遇见了在东南亚工作的48位宣教士。但我很失望地回来了,因为在那里没能找到与我产生共鸣的事奉项目,神叫我再多等候一些时间。

  接着,在2009年11月份,神通过某种神奇的途径(无法在此细说)安排我访问印度的海得拉巴市和印度动员差会在达利人中所做的工作。了解了他们的工作之后,我告诉Joseph D’souza博士我想来帮助他们。那时,我的旅途同伴David Shanta,听到我这样说时感到很吃惊。加入印度动员差会的决定是不难作出的,因为这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地方。它结合了传福音和社会行动的要素。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和一个贫穷的国家,我一直与社会上的不幸者有认同感。当神在物质上祝福我的时候,与人分享这些祝福的迫切性越来越变得强烈。

  印度动员差会,起始于一个动员教会的运动,现在正对2.5亿达利人切身困苦的需要作出回应,提供给他们一种全方位的服事,满足他们所有层面上的需求。我加入这一事工,不是因为“这是我必须做的,因为我有能力这样做,并想讨神的喜悦”,而是因为“这是神已经开始在做的工作”,所有的荣耀必须归给祂。

  影响我生命的金句之一是来自路加福音12:48:“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我因此不敢空手面对我的救主。然而,我必须很小心来对付我里面任何出于自私的野心。

  我走向宣教工场的路是既漫长又痛苦的。神拒绝了我早期想去海外宣教的愿望。但祂使用这十多年时间让我满足,重新调整目标,装备并帮助我在祂里面得到更大的喜乐。

  我将在2011年4月离开多伦多去印度宣教至少2年,将会立足于安得拉邦的海得拉巴市(Hyderabad, Andhra Pradesh)。写此文章时,我并不知道神为我预备了什么,未来永远掌握在祂的手中。“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腓立比书1:6)

  作为对William Carey的名言“期待神行大事,努力为神做大事”的诠释,我将去一个很少有外国人敢长期居留下来的地方。印度不是一个容易生活的地方,因此,我带着惊恐的心前往。我被为神做大事的愿望所驱使,因为祂配得这一切!

  邱仁德长老在多伦多英文堂聚会。原文以英文撰写,由本刊同工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