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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神文笔足千秋

——简说《灾变论》

◆ 严 行

  新世纪之初即震撼中国思想界的《灾变论》,历经十年曲折与磨难,正式出版发行,结束了其在网络上以残篇断简形式而流传的“灾变”史,第一次以整全的著作面世,可喜可贺!其间更因作者任不寐再经十年求索,再历十年坎坷,使《灾变论》在原有基础上大大深化,非网络所传《灾变论》可比。

  《灾变论》是一部以圣经历史观透视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巨著,其作用与影响将是极其深远的。

  从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让中国遭遇世界始,中国在被世界认识的同时,也开始了被迫的且是痛苦的自我认识的过程。百多年来,这些认识无不是站在中国立场上,对西方文化或斥或用或贬或赞,这一情形可用王国维的话为喻:“有我之境,以我观物”。甚至直到今日,中国思想界主流仍未完全脱出这一窠臼。

  《灾变论》的重要价值正在于突破了这样的束缚,不再拘泥于中西之间器物、体制、文化的比较,第一次以十字架神学的透视角度,全面深刻地重审、解析中国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准确地为中国文化定义,将“灾变”作为解读中国文化的钥匙,由此打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文字、文学、法学、宗教……各领域,为之做出了空前透辟全面的阐释。无论今天人们能否接受“灾变”这一创说,其解读中国的有效性,准确性,深刻性,都是大可称道的。

  一

  从上帝的启示真理出发,将人对象化,将中国问题对象化,把中国放入圣经历史观的视野中进行观照,是《灾变论》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解读中国的作品之处。近代以来,各派学者的习用方法,无不着眼于中国的地理、历史、人文等“中国特色”,每每“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一直讲到列强闯入,王朝崩溃。或叹纲常沦陷,应尊孔复古;或论改弦易辙,宜弃旧图新。各派无论所见异同,都不过是在经验世界的范围内,灾民理性因不同的人文模式而发生的争论,是在强烈刺激下的相异反应。《灾变论》则别开生面,看到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世界各大文明虽然各有不同,但却是“对一个共同启示的回应或反应”。作者看到,中国作为远东地区离神最远的一片土地,在人与上帝的关系日趋隔绝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高度紧张的双重危机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历史。作者以“灾变”为其命名,由此,“中国现象”“中国模式”“为什么偏偏是中国”等问题,都在这一论点下获得解答。

  “灾变”一说堪为惊世之论。旧有的历史分析,多以战争、动乱为原由,论述其所造成的灾难程度;而绝少从灾变出发,认识其所导致战争与动乱的必然性。作者任不寐十余年苦心孤诣地探求,在最大可能占有资料、甚至为此遍览二十四史的过程中,发现了灾变在对于中国的文化意义:即灾变的作用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事件性的,灾变构成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底色。

  灾变的地理处境,灾变的社会存在,灾变的心理结构,以及无信仰的精神状态是中国问题之根源。正是灾变与无信仰的互动作用,致使中国至今不能走出灾变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这种情形没有改变,甚至更可能由于灾变局面的加剧,以及对信仰自由的打压,致使今日中国的灾变情形更加深化、激化。正如作者尖锐地指出:“中国杀人史是中国动乱史的最后完成。它表明,缺乏信仰的社会在危机之中可能犯下的滔天罪行。”近来中国出现的幼儿园、学校屠杀事件,以及富士康连续跳楼自杀事件,都从另一个方面残酷地论证了《灾变论》的深刻性。在这些事件中,杀人或自杀是灾变发展到最后阶段的极至现象,是社会矛盾冲突空前紧张的体现,也是公义无处申张,情绪无处宣泄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灾变论》不仅是过往中国的总结,也是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警示,更是“你们要悔改”的旷野呼声。

  

  以“灾变”角度解析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是《灾变论》最精彩的部分,也是最具说服力的部分之一。中国何以如此人口众多?中国何以长期坚持重农主义?中国为何产生了世界史上最独特的巨型专制主义?以及中国的吃文化、中国人“活着”的人生理想,中国人的诗性智慧……这些中国文化特质,第一次在如此根本的基础上被认识——被圣经真理照亮。

  论及灾荒导致中国历史推行“重农主义”,作者任不寐独具慧眼地看到,“重农主义与其说是出于‘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善政’上的考量,不如说是来自历代对灾荒的经验,这不是一种道德热情,而是一种不断强化的生存恐惧”。并以马太福音中耶稣关于“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比,说明生存恐惧本质上的信仰无根状态,以及因此而发生的对灾变深切的恐慌心理。

  以此为基础,《灾变论》进一步论证了这种恐慌对人的精神的摧毁力量,并导致的诸多政治经济效应。全书以一半篇幅系统分析中国灾民的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一部分的讨论中,一个接着一个的全新见解,间不容发,给人以连续的思想冲击,几乎没有可以稍事喘息之地。作者系统论证了诸如:何以中国产生了产权单一的经济制度,即产权归于一姓的皇有制?何以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巨型专制主义?以及军事专制主义和恩人专制主义如何互相联合,分别通过凶手与救星的形象出现,靠力量夺取权力,靠施恩获取合法性,在恩威并施中占有并保持权力和利益等等。

  例如,作者任不寐指出:“总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多元私有制。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因为私有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实,也同时必需是法律事实;即有至高无上的法律确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而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高于国王’的法律从未存在 。”因此,他将中国的经济体制命名为“权力经济学”,并构建了权力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权力市场模型。这可视为《灾变论》对经济学的贡献之一。

  以往包括钱穆在内许多学者都强调中国文化“人本主义”的特色,任不寐则指出了其中以人为本的假象:“这种人本主义不是为了人的尊严和自由,而仅仅是为了生存。”“中国文化对人的关注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进行关注的,没有个人的观念,人是联系性和关系中的零件:通过‘他者’的存在为人定义”。

  作者的真知灼见在《灾变论》中处处闪现,激发人深入思考。如在中国“非正常死亡恐惧而不是正常死亡恐惧为唯一的思辩对象。如果说,死亡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那么非正常死亡则是一个文学问题。由于世界是灾变的,重建秩序是中国心灵面对的第一问题,因此‘秩序难题’成为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又如“中国文化中存在一种群体主义和团伙主义精神。……特征是:它所主张效忠的团体主要是利益团体而不是思想团体;是生存型团体而不是政治性团体;是集权团体而不是契约团体;是高度封闭性团体,而不是开放性团体。……以排外为特色的‘集体主义’是其理性逻辑;以利益回报为指标的‘义气’是其诗性逻辑。”

  在《灾变论》中,任不寐还辨析了许多重要概念,如“封建”、中国语境中的“勤劳”等。作者穿越表象看到问题的实质,往往一语中的。如“‘拜把子’这种形式与其说是出于感情的升华,不如说是基于对无血缘关系的义气之交的不信任。”“中国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社会动乱史,‘盛世’之说,反证了‘乱世’的普遍性。”这一类透辟之见比比皆是。

  

  《灾变论》在全面解析中国的过程中,突破了前人固有的理论框架,做出了许多重大理论贡献。历来学术界总是着眼于中西文化形态、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的不同,在互相比较中加以区别认识,而任不寐却高屋建瓴地指出二者的根本差异,即:不是量的不等而是质的不同。因此作者任不寐将中国的农业称之为“前农业”,中国的政治称为“反政治”、“灾民政治”,称中国为“前国家”。

  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接受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概念,中国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至今,“三农”问题仍然是困扰中国改革的一道难题。任不寐对此的回答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工业化’,而是中国为什么未能‘农业化’——一个一直未能成功农业化的国家不可能直接进入工业文明。”任不寐否定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存在,因为他的研究发现,“完整意义上的农民并不存在,甚至地主也不过是官僚体制下的附庸……所谓农民不过是官僚农场上的农奴,而在动乱年月,他们则成为造反的流民。农民不过是灾民的理想。”他进一步看到:“重农主义不过是深刻展示了成为农民的强烈愿望,它成为整个灾民国家数千年的人生理想,成为唯一能整合国家的意识形态。”

  《灾变论》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反政治的政治”才是中国政治的特点,“中国政体不仅不是立宪的,而且不是封建的。”对此,作者任不寐解释说:“政治是和平选择,和它相关联的经济生活是以和平交换为基本特点的。”“所谓最低条件的法治不是说法律一定是民主性质的,而是说它确认这样一个原则:法是神圣的,避免任意性,法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更重要的是:法高于权力。”而中国就是在政治这个最低原则上,政治超越了政治的底线。因为“中国政治的原则是暴力,它是历代王朝的起源和存在方式。”任不寐将这种特殊的、孤立存在的、缺乏可比性的中国政治命名为“灾民政治”。指出资源绝对稀缺是它产生的背景,灾变的连续性和“路径依赖”形成了它的历史结构。他深刻地论述道:“兵家建政,法家治国,儒家附庸,灾民造反。这构成了灾民政治的基本事件,这些事件中的角色是循环的。这里没有民主政治、没有贵族政治、甚至没有僭主政治的专制政治”“力量和机遇高于法制,它的原则是在力量之下‘怎么都行’”。由于缺乏政治的条件,所以,作者任不寐认为中国本身是从未政治化的“前国家”。

  《灾变论》的分析揭露了中国社会的原始性质,其政治是力量专制(自然形态),经济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文学是非理性的诗性智慧(自然反应);伦理是以血亲为基础的纲常伦理……总之,这一切互相配合,一致显出文化的低幼性。因此,作者任不寐指出:“中国社会尚未进入一个理性社会,最大的论据在于,社会的组织仍然建立在随机性基础之上,无法在和平谈判和理性选择的基础上解决分歧,并因此无法以最低的成本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者这些洞见与陈腐僵化的学术界固步自封陈陈相因恰为鲜明对照。

    

  如果说《灾变论》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系统分析是其卓越的历史贡献的话,那么,对中国未来走向作者所提出的“信仰模式中的个人得救”更是彻底突破传统转换范式,将拯救之途归于基督中心论。由此,灾民理性的话语转换,不再是围绕着世界找出路,而是仰望属天的力量;不再是靠行为称义,而是基督教的因信称义。

  因着圣经中关于人的全然败坏观念,《灾变论》对一切乐观主义的中国社会转型模式都持根本否定态度。作者任不寐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灾变状态是一个超稳定结构,“数千年来,这个国家的政治模式、经济结构和文化品质,几乎一成不变,或者是长期延续、发展迟滞,或者周期性循环往复”;从现实看,一方面中国灾变的发生频率不但高而且灾害严重,它将重挫经济,使之迅速跌入低谷;另一方面即使灾民社会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经济有所增长,也“不意味着形而上学理性的进步和精神的主观自由”;同时,由于这种增长可能会摧毁了社会剩余,导致资源危机,并由于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最后的结果是社会的全面崩溃。

  作者任不寐通过对晚清以来慈禧、袁世凯、蒋介石以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两组改革的分析,看到“有限现代化”隐含的深层问题:军事主义陷阱。因为“有限现代化就是指确保灾民理性对现代化的领导地位,在灾民社会内部进行有限度的改革”。权力作为最稀缺的资源,永远处于紧张状态,“把政治视为生命使改革局限于‘自上而下’的模式上,而且对实行这种模式所带来的政治风险时刻保持军事管制和监护”,权力恐惧作为灾民理性中最深的恐惧,最终将导致军事主义风险。军警的寻租(注)行为更由于其对经济的消耗而促进危机的加剧。作者入木三分地评论道:“这种半吊子改革从来没有成功过,并使现代化成为现代化灾变。”

  《灾变论》明确认为“文明正在成长中败坏”。“这一趋势,无论是从精神生态方面看,还是从物质生态方面看,危机已经显露端倪”。怀着这样一种末世论情怀,作者任不寐将灾民理性的社会转型问题,替换为灾民社会的个人得救问题。灾民理性不可能成为拯救的主体,只能是被拯救的对象。“这个灾民世界没有人能拯救。人类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末日的悲惨命运。……除了来自上面的力量,没有谁能从深渊中靠着GDP上升返回地面。”《灾变论》在此,再度返回以约旦河为中心的基督史观,“两约历史就是圣灵在基督道成肉身,死而复活中寻找被撒但和世界掳掠的罪人归向上帝的历史”,灾民历史由此将被卷入福音史,从而得蒙救赎。

  

  正如作者任不寐在《导读》部分所述:“作为个人思想史,本书使作者完成了从世俗自由主义,经加尔文主义到路德神学的转变”。这部必将影响后世的思想著作,首先影响并改变的是作者本人。当年方弱冠,充满书生意气的作者因二十一年前那场政治风潮而被开除学籍时,他的辉煌前程瞬间归零。作为偏远农村出身的孩子,作为全县第一个考入京城的大学生,失去学籍就等于失去人生的全部希望——在那个时代大学是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然而强权可以剥夺一个青年人的政治前景,却不能摧毁他对追问国族文明形态与文化精神成因的使命感。那些锥心泣血的日子和无法安眠的夜晚,“任不寐”成为他为自己所定的笔名。从此,任不寐凭着青年人的激情与无畏,开始了以一己之力完成拔山填海的壮举。

  在写作《灾变论》的过程中,任不寐也经历了被神所得着,并终于在神面前被迫谦卑悔改,接受神的呼召,走上追随使徒的道路。提笔写作《灾变论》的时候,任不寐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当《灾变论》结束的时候,任不寐则归入耶稣基督的门徒之列。任不寐自身的被救赎过程,恰可成为《灾变论》用基督神学为灾民理性转换所指路径的范例。由“我是灾民”至“我是门徒”,人文模式的平面求索,转为基督神学的垂直仰望,至此也构成整部《灾变论》的中心表达。是的,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从这个意义上说,《灾变论》本质上是通过对中国的“文化解释学”或“知识考古学”,破解中国文化密码,发现其根本意义上的缺失,从而引人归向基督的一部“传神”之书。愿《灾变论》为神所使用,也愿华人同胞因《灾变论》而认识神。

  注:“寻租”为经济学术语,由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提出,英文为“rent seeking”,指“通过一些非生产性的行为对利益的寻求”。本文用以指军警一方藉政治权力对其的倚赖而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