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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中国(五)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下)

◆ 黄智奇牧师

明末到清初,从利马窦到南怀仁,传教士在中国结出了可观果子。康熙帝即位后,除了为传教士平反,也容许天主教会自由传播发展。康熙曾下令宽容传教:“各省居住的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

  清初在华的天主教中,以耶稣会(Jesuits)的发展成果最可观。他们奉行利马窦的传教策略,注意尊重中国文化和传统。其它差会则坚持传统教义,拒绝融汇中国文化和传统,宣教成果就不甚了了。

  传教差会间为中国礼仪起争执

  早于明朝崇祯四年,多明我会(Dominicans)和方济各会(Franciscans)传教士们,对耶稣会传教士允许中国信徒尊孔祭祖已经强烈不满,他们联合上书教宗乌尔班(Urban)八世投诉,但教宗没有回复。数年之后,多明我会传教士黎玉范回欧洲,再向教宗提出十七条对耶稣会的指控,其中包括了对造物主的称呼(称神作上帝)、尊孔祭祖、叩拜皇帝、捐钱修庙、悬挂敬天匾额等等。

  指控交给异端裁判所审议,得到当时教宗英诺森(Innocent X)十世支持。1645年教廷发出了命令,谴责了耶稣会教士的做法,禁止在华的信徒称神为上帝,禁止尊孔祭祖。

 耶稣会为此派人前往罗马申辩。结果得到了教宗亚历山大(Alexandra)七世支持,于1656年裁决了尊孔祭祖是中国传统礼仪,[1]纯属文化活动,只要不是崇拜偶像,不违背天主教的基本信仰,允许中国信徒按自己意愿决定尊孔祭祖。前后两位教宗的命令互相矛盾,在华的差会于是也就各随其愿。

  二十年后,多明我会向教廷询问,两条命令是否同样有效。当时教宗克来孟九世(Clement IX)认为可依具体环境执行。[2] 但耶稣会的人却去问康熙,尊孔祭祖是否宗教?康熙以之为崇敬礼节,不具宗教性质。[3]

  耶稣会向世俗政权求问宗教信仰原则招来了其他差会更大的不满,和他们的分歧矛盾更深。这也可能是造成以后的教宗们对耶稣会反感和抵制的原因。

  至于在华的教会事务要向教宗呈报、审议和批核,这也造成了康熙疑虑外国宗教势力试图干扰中国内政。

  差会之间的矛盾分歧曾经一度化解过。在1667年,因为历狱冤案被囚的不同差会的传教士们曾一同开会,讨论在华传教方针,最终决议是遵守教宗亚历山大七世裁定,即同情耶稣会的立场。

  但仍有少数多明我会的人不服,获释之后回到欧洲写作,继续反对耶稣会在中国的做法。另外,少数从法国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也不同意早先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通融的看法。他们在福建教区公布教务命令,禁止以天或上帝代替天主的称呼;不准在教堂悬挂敬天字样的牌匾;不许教友祭祖尊孔。有中国教友因不听从命令被开除,结果激起会众反抗和冲突。于是,这些传教士上书给教宗英诺森十二世,指责早期耶稣会的错误导致教会沦落为异端。

  这礼仪之争本来纯属教会内部争议,在大家都受冤狱之苦的时候,理解实际处境,也互相同情,本已经得到大体共识。事件本该平息,但因为少数人坚持反对,因此争议持续下来,而且还扩大,最后闹成了政治事件。

  礼仪之争政治化

  1704年,教宗克来孟(Clement)十一世公布谕令:“自此以后,禁止以天或上帝称呼天主;禁止教堂悬挂‘敬天’牌匾;禁止信徒举行及参加尊孔祭祖行为。”并且派遣了多罗(Charles M. Tournon)充任教廷使节来华。[4]

  多罗抵华立即发觉此任难当,一方面是耶稣会教士怀疑他的任务及不服从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听到康熙告知,中国人尊孔祭祖只是崇敬礼仪,以纪念先人过去的美德成就,不含宗教祈福性质,并非迷信活动。更告之中国人礼仪问题,教宗无权干涉,否定了教廷有规定中国人信仰任何教义的权柄。而且还下令全国所有传教士必须遵守原先传教原则,否则驱逐出境。多罗力图寻求双方调和的途径,但康熙对教廷立场不满,进一步在1705年下逐客,不准多罗留在中国。多罗到南京后,竟在那里发表教廷命令,要将不从教廷谕令的赶出教会,还批评康熙的观点不正。于是遭清廷逮捕,并将他押解到澳门。澳门本是葡萄牙势力所在,葡萄牙在当时拥有远东传教的专权。非葡萄牙国籍的传教士到远东,出发前需先征得葡萄牙政府允许,才可顺利经过。但多罗东来,先是未得葡政府允许,而且还曾要求康熙确认他是中国总主教的地位,这叫澳门葡人以为他漠视在印度的耶稣会大主教主权,对他厌恶反感。最后,壮年的多罗在1710年病死于澳门监狱。

  康熙驱逐多罗后,又下令全国所有传教士要领取印票,就是永久居留证。印票只发给愿意永不回西洋并容许尊孔祭祖的传教士。不领印票的都要被逐回国。到1717年,有四十七位传教士领取了印票。康熙也同时派耶稣会传教士前往梵蒂冈,企图改变教宗对中国礼仪的禁令。[5] 教宗克来孟十一世却重申1704年的禁令,其中文字这样说:“我教王自今以后,不论你们大人小人言论,我俱不听信。于天主降生1710年9月25日,我已定夺主意,诸事俱已完毕,为何还有人不愿顺从?我闻得有在中国西洋人,有说他自己把我发的票(命令)禁止不行,也有说此票不明,也有说此票之解说还没有传到中国,也有说1656年3月23日在位教王亚历山大准行此禁止条约的礼仪等语。以上之言,我心甚是不悦...”[6]此令谕于1715年在中国发表。此举令在中国传教人员的处境更为艰难。

  教宗于1718年发表更严厉的令谕,宣布违令者将被驱逐出教会。教廷为此派遣特使嘉禄来华传达禁令。

  嘉禄于1721年到达北京,得到了康熙的隆重款待,还因天寒得赐御服皮裘。他以为是公布禁令良机,乃将教宗译文呈康熙阅览。哪知康熙过目之后,沉思良久,在教宗译文上批道:“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晓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比此乱言者,莫过于此。以后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钦此。”[7]

  嘉禄知道康熙决心,又看到在华教会的难处,深知若要执行教宗命令,将带来教会灾难。所以他以教宗钦使名义,追加八项礼仪暂准条款。即纯粹是社会政治礼仪的,都可以暂时举行。

   但嘉禄所作的,康熙并不领情。康熙只容许他将暂准条款以原文交给教会。而对教会而言,嘉禄的暂准条款有没有,都不影响他们实践多年的作法。嘉禄回罗马见教宗时更是吃力不讨好,并且教宗再发命令,废除嘉禄八项暂准条款,并谴责耶稣会在中国不能善导信徒,又违背教令,应受严厉处分。

  到乾隆七年(1742),教宗本笃(Benedict)十四世再重申禁令,要求在华传教士必须宣誓遵行教宗命令,否则开除圣职。礼仪争执竟至如此,对在华传教士来说,已无路可走,只有逃入深山;也叫中国士大夫鄙视天主教。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至终导致教会大受亏损,这样的结果和利马窦所成就的功业截然相反。

  罗马教廷前后经历了七位教宗审议这礼仪争执,而且又按照政治途径发命,又因为康熙介入,本是教会内部的争议演变成了政治事件,也因此导致教会在政治权利的斗争中大受亏损。

  结 语

  康熙对天主教会从好感到反感,从宽容到禁止,以及天主教会从兴旺到衰败,凡此历程,令人扼腕。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以西方科学和文化知识作为桥梁,又尊重中国文化,他们的福音工作,为中国士大夫和百姓所接受,甚至得到了明清两朝君王的喜爱,以至不到百年就发展出20多万信徒。但教会却不到百年就夭折,且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不良印象,被皇帝批为“和尚道士异端小教”,其根源是败在传教士之间的观点纷争,也败在教宗试图以世界权威手段解决此争议。

  礼仪之争,将对礼仪的不同观点提升到真理层次,是教廷莫大的盲点。倘若他们认为尊孔礼仪是偶像崇拜,那敬拜马利亚岂非更值得商榷?更讽刺的是两百年后教廷再议,于1938年允许基督徒参加尊孔祭祖活动。在1962-65年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又宣布无论何时都容许地方礼仪融入教会礼节。天主教“教宗无误”的教义,如何能和这些“昔非今是”的历史事实协调?

  来华传教士,都是回应主的呼召,投身宣教,誓守独身,费尽心力装备自己,为福音不顾生命,他们的确得到了中国部分人的敬重。当然,他们也是有血肉性情之人,难免有人性的各样软弱,尤其其中宣教工作有成就的,或许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爱戴,可能流露出傲慢态度。而那些坚持西方教会传统的,却没有多大的成果,他们将那许多不符合西方教会传统的礼仪,看成是异端,要加以控诉攻击。这些争斗给教会留下了极大破口。至于那些远在宣教后方,享受着崇高学术地位的学者和受社会尊重的教宗和主教们,对前线传教士所遇到的社会现状并没有任何亲身体会和理解,却在理论层次上作文章和发号施令。纷争以及用人的权威解决纷争,最终导致教会覆灭,亦为后世之戒。

  耶稣会传教士因为教宗禁令,成为前线中最苦的人,到最后还要看着前人和他们自己一手所作的工,因教廷和朝廷政治斗争干预而土崩瓦解。这些强调顺服的传教士,恐怕也只能从天父那里得安慰了。

  
  [1]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3:237
  [2] “礼仪之争的由来及历史教训”,江西省民族宗教事务局,2006
  [3] 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陈健夫《基督教在华早期传播史》,150-151页
  [4] 陈健夫《基督教在华早期传播史》,153页
  [5] “礼仪之争的由来及历史教训”,江西省民族宗教事务局,2006
  [6] 陈健夫《基督教在华早期传播史》,所引中文原文现存故宫博物院文献部,155页
  [7] 同上,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