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国(三)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 (上)

◆ 黄智奇 牧师

  元朝蒙古人统治中国年代,罗马天主教曾派传教士进入中国,但没有什么工作被存留下来。直到明朝结束前不久,天主教会才进入中国,虽然面对中国政府闭关锁国政策,传教士还是进入了中土,得皇帝批准定居发展。虽经历政治迫害,却大大兴旺发展起来。 

  天主教来华的时代背景

   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都是来自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天主教未派传教士到中国之前,早已在欧洲和非洲存在了一千年,可是直到明朝统治最后那几十年(一六四四年明亡)才发展起来,也是有它当时特定的社会因素的。

   欧洲在稍早前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也正开始朝着科学和工业技术的路上发展。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也先后成了两个航海大国。他们都要向外扩展殖民地和寻找商业利益。那些远洋的商船队伍,也就成为欧洲传教士来华的交通渠道,替代了那已经被回教国家截断的陆路交通。

   欧洲天主教会也正兴起了一场场的复兴运动。先是十六世纪的初的马丁路得,加尔文,慈运理等人带领的改教运动。他们因为反对天主教会的一些传统、制度和腐败作风,带领许多人发展起我们今日所认同的基督教会。但坚持传统和制度的罗马天主教廷也兴起了内部改革:致力提高教牧人员的道德和知识水平,消除教会弊病,容许有学问的人读圣经,更重要是兴起了一股宣教的热潮。其中尤其以耶稣会(注1)推动国外宣教最为突出,这股宣教热潮随着远东航线的开辟,天主教会就得以将一批批的传教士从海路差派到中国。

   至于在中国方面,明朝政权一直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海禁森严。当国势还盛的时候,洋人进中国是没有落脚点的。耶稣会差来的沙勿略(Francois Xavier)在嘉靖年间(1551-1552年)曾多次登陆中国广东沿岸的上川荒岛,希望能等在那里雇人领他往广州,可是竟死在上川的小木屋(注2)。传教士能找着进中国的落脚点,还要等到明朝政府租借了澳门(注3)给葡萄牙人以后。 

  叩开中国大门的罗明坚和利马窦 

   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在一五七九年到澳门,两年后利马窦(Mathieu Ricci)也到了。这两位耶稣会的传教士都有高超的文化修养。利马窦懂天文学、地理学、数学、音乐,还懂以送礼方式扣开守住边防的中国官员之心。他们给当官的送上三棱镜,自行钟等奇巧礼物,就从澳门进到广东肇庆住了下来。

   他们的生命目标是要作基督的精兵,来华是要使拜偶像的中国归主。他们主要的目标是中国皇帝,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得到皇帝信主,皇帝就能领百姓归信。为了靠近皇帝,他们先在中国上流的知识分子中争取信任。开始时,他们当自己为传信仰的僧侣和尚,没多久发现中国僧侣可没欧洲僧侣社会地位高,所以他们又改换了服饰,以儒士打扮,接触中国的士大夫,以便得到他们的友谊,进而能到京城得见皇帝。他们不办教堂,却办书院,讲授学问。

   他们把传福音的动机隐藏的很好,连和他们交往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搞不清他们来华的目的是什么。(注4)

   不过几年,长一脸大胡子的利马窦就已经在知识分子圈子中取得了大名声,交上了许多朋友。知识分子对他令眼相看的原因包括他能讲能写流利中文,又熟悉士人尊重的四书,还有他熟悉那些对中国人陌生的数学知识、几何学、西方历法、历史、地理、建筑、哲学、丹青和音乐等学问。此外,利马窦带来的那些珍奇物品像钟表、望远镜、三棱镜、测时间的沙漏计、世界地图、宗教画、书籍,都成了吸引人和他接近的材料。

   他的生活见证,也得到士大夫和百姓尊重信任。有说法是利马窦不止接近上层人物,也和一般老百姓来往见面。很多人为要来看新鲜,所以使他忙个不停接待客人,有人看他辛苦,就劝他说自己不在家,那可以休息。他回应说:“天主不容我说谎,宁愿访客倍增,也不愿言行违背。”

   他见皇帝的心愿几经波折终于在一六O一那年遂成。他到了北京,进呈了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物品,得到明神宗下诏允许他和其它传教同工长居北京。

   他们在北京进行的传教工作,才几年间就已经得了两百中国人入教。其中有作官的,像礼部尚书李之藻,光禄少卿杨廷筠,进士徐光启等人。还有说法他们在全国已经领得了两千多人入教。

   利马窦于一六一O年死在北京,也得到神宗允许葬在那里。

   利氏等人虽尽力迎合中国人的传统,和尊重接纳儒家的传统思想,又都懂得以中国礼貌待人接物,但教会始终还是要经过逼迫的灾难。他死后不久,先后有沈漼和魏忠贤等发动了反天主教会运动,各地成立的教会都受过攻击和破坏,神甫和信徒被捕下狱。一连串对教会的逼迫直到神宗死,崇祯帝力图改革才稍停止。崇帧帝起用了徐光启等信主的官员,同时也为藉着传教士科学技术制造火炮,和他们跟教廷的关系,好争取援助抵抗壮大的清军,天主教会又有了喘息发展的机会。 

  崇祯帝倚重传教士

   利马窦死后,来了汤若望(Jean Adam S. Von Bell)(注5)。因为他的知识,特别是天文学的,得到崇祯帝看重,特准他方便进出宫闱,在那里设立天文台观察天象。他和他的同工们得到皇帝亲笔提匾“钦褒天学”赠与献挂教堂。全国因知道皇帝对传教士器重,许多官员和百姓也来走近教会。汤在宫中也传教,领了一些太监和宫人信主。自此宫中有了浓厚亲爱和睦气氛,还因此得崇祯帝特准太监和宫人自由入教。之后永历帝生母,妻子和儿子都归入了天主教。

   在明朝覆亡之前,天主教在全国十三省发展了教会,有超过十万人领洗成为教友。(注6)(未完待续)

  

  注1:创始人是伊格拿丢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这会强调严格要牺牲个人的意志,对全体精神完全服从,这和马丁路得改革的基督教会立场刚相反。它后来成为反改革运动的先锋部队,所用的主要工具是讲道,忏悔室,为有地位和家财的人设立学校,以及办国外宣教事业。这会的事工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推广迅速。华尔克《基督教会史》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0,页 659-660。

  注2:陈健夫《基督教在华早期传播史》,香港浸信会出版部,1972,页59。

  注3:“1553年,葡萄牙人以借地晾晒水渍贡物为理由,请求在澳门上岸,获准,后建立固定居民点,归属明朝政府香山县管理。1572年起,居澳葡人向明朝政府交纳地租在居民点自治,设立官吏,修城墙,筑炮台。”Wikipedia

  注4:李贽,明朝士人,和利来往三次,如此评价利“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极标致人也...但不知到此何为,我已经三度相会,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非是矣。”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页7。

  注5:汤若望(1591年-1666年)耶稣会教士,出生于科隆贵族家庭,在意大利学完数学、物理、神学和天文学后,1611年加入耶稣会,1618年前往中国传教,1620年到达澳门,在那里学习中文。1623年进京。他在北京宮廷将伽利略的《远镜说》和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论述欧洲开采和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中译名《坤舆格致》)译成中文。1630年汤若望第二次来到北京,奉召任职历局,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並受明朝朝廷命令制造火炮。完成了测算日食和月食的《交食说》,后被御封为钦天监监正,官居一品。Wikipedia

  注6:陈健夫《基督教在华早期传播史》,香港浸信会出版部,1972,页97,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