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灵与属世

—读《撒母耳记》反思中国史书及文化

²         严行

说来奇怪,初读《圣经》中历史书中的《撒母耳记》,不禁惊叹其写作色与中国的史书写法非常相似。其中叙述大卫从犯罪到受到耶和华的「四倍报」的过程,从结构到叙事方式甚至到语言风格,都与中国的史书《左传》中《秦晋崤之战》一篇,极有异曲同工之妙。再细读之,则感到,这相似不过是「形似」,而内涵的巨大差异,分明显出二者之间毫无「神似」之处。掩卷回想,二者的相似虽令人惊叹,而二者的不同却更令人深思。

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左传》是属世的,表现的是人的历史。所以,时间地点这些历史事件的要素,都非常清楚,成为可以查考的历史实据。因而《左传》的史料价值很高。《撒母耳记》是属灵的,表现的是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因此不重时间地点这些从人类历史角度看特别重要的内容。玛哈念的地点是个谜,押沙龙在哪一年杀暗嫩又在哪一年谋反,都是不确定的。作为人的史书,《左传》表现了人类在时间(历史)与空间(社会)中的活动,是一个由时空二维所组成的平面结构。《撒母耳记》中则加上了耶和华这一超越于人类时空的神圣维度,从而形成了三维结构,成为立体结构。在这个三维结构中,最重要的不是人间的二维,而是神的这一维度,因为这一维度是决定人类历史的二维空间的上帝是历史的主宰,历史是上帝启示自身的场所。

属世与属灵,二维与三维,当揭开两种历史书相似背的不似,也使人分明看到了中国史籍及文化的严重缺陷。《撒母耳记》中,人的历史,是神的救赎史的参考,人类的历史过程本身没有意义,救赎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从肉身上说,人总要归尘土而通过救赎,人归向神,获得永生,才有本质意义。这一核心内容在中国历史书及文化中恰恰是空白。

在《撒母耳记》中我们看到撒母耳出生,死去,扫罗被拣选到灭亡,大卫也从一个英俊少年,最后到了「盖被不觉暖」的垂垂老人,芸芸众生在历史这个大舞台上出场退场,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这种人世无常的变化中,神是不变的,神是永恒的。如果没有神的这一维度,则人类的历史,只能是无意义无目的的活动,只能是空洞、混乱、盲目的闹剧。在中国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没有神的光照的中国史籍中,呈现的是「明晃晃几页史书,乱纷纷万马逐鹿」,是「是非成败转头空」,结果呢?「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我们看到的只是空幻,我们获得的只有感叹。找不到出路,看不到方向与未来。中国的史书很发达,这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独有的特色,但这些史书,由于没有神的维度,所记叙的那一卷卷时间地点人物都非常详尽准确的历史,不过是一册册罗索重复的糊涂账,就像《红楼梦》中说的那样「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既没有真正的历史教训,也没有跳出传统历史文化圈子,于是中国文化长期处在封建社会阶段停滞不前,永远的重蹈覆辙,历史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

中国是史传文学最发达的国家,历史是我们文化中最丰厚的宝藏。中国人至今仍以我们拥有漫漫三千年文明史而自豪。我们光是官方认可的正史就有24史之多,至於野史、杂说、演义,就更是数不胜数。历史成了我们的文化资源。国内的电视剧,历史戏占很大比重,收视率也很高,有严肃的历史剧《雍正皇帝》《大唐明相》,还有不严肃的古装片《戏说乾隆》、《宰相刘罗锅》。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考查出某朝某代某人某事。中国的政治家,也往往是深通历史的人物。比如毛泽东、诸葛亮。但是,这一大堆历史陈年旧帐,给了我们什么教益呢?没有。这样丰富的历史为什么不能转化为我们的精神资源?因为里面没有神。

结果,这丰富的历史资源,最后变成了一种谈资,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尽入笑谈中」。不过是茶馀饭后开心解闷的话题。这种悲剧性的重复,也是中国知识份子特别痛苦的事,痛苦就痛苦在看不到更新的光明,看不到复活的希望。从中国历代知识份子的诗词文章中,我们能分明看到他们深深的迷惘,感受他们痛苦与困惑。苏东坡的最著名的豪放词《念奴娇》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气势开场,最后,却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终结;曹操的代表作《短行》,亦发问:「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浪漫诗人李白沉重地叹息:「天地,万物之逆旅,光阴,百代之过客,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纵横天下不可一世的毛泽东在《读史》一词中,也有如出一辙的感叹:「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这都是中国最重要文化人物的代表作,这是有典型意义的声音。结果是,越是历史的丰富,反而越是让我们感到无意义,越让我们感到空虚。这历史,从来不曾给启示我们以出路,这历史,将来也不能给未来以路标。所谓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一句空话。因为历史的经验教训很多,但都不能真正成为经验教训,我们的历史,就是周而复始的迴圈,一个跳不出去的怪圈。哪一个开国之帝,都像秦始皇一样,巴望自己的王朝能二世、三世、四世……无尽无休地延续下去,都想避免前朝的命运,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写的。但这些愿望都一一落空,必然烂掉的命运,想逃也逃不掉。

《撒母耳记》让人们看到的则是另一种历史,它让人看到了一种真正透出意义的历史。虽然从历史书的角度说,《撒母耳记》远不如中国的史书更具资料性,更具考据价值。那是因为作者用意本不在此,而在于通过历史向人们展示神的作为,让人们通过历史去认识神。结果是,中国的历史,连给中国以经验教训都不可能,而《撒母耳记》中大卫的一生,能给全世界以影响,令无数代人通过这段历史去认识神,获得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看,通过《撒母耳记》,也让我们认识到,神的启示是在历史中展现的。神在自我启示中向大卫运行了决定性、权威性、以及怜悯与恩典的作为,使大卫和以色列民以及基督徒们在当中渐渐认识神是救赎主、创造主、赐福主。启示的过程,是神在历史中的自我彰显。永生的上帝进入了人类历史,伴随着历史启示了自己的心意,人借各样的际遇回应着上帝。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由于启示是在历史中进行的,所以启示就有了历史的取向。进一步而言,基督徒对神的信仰,也同时是建立在历史这一时空中的。旧约展示了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新约中有使徒行传,四福音书,也是记述耶稣生平的传记,都是史传体裁。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史传篇章的阅读领会,来认识神,认识主,来建立我们坚定不移的信仰。

中国的史籍浩如烟海,有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有志在以史为镜的《资治通鉴》,但都不能从历史的解读中,建立起支撑我们信仰的支柱。后人从中汲取的,不可能是对永恒的神的认识。结果,权谋、诡诈、策术就成了后人所继承的文化遗产。那一堆精确、丰富地叙述历史的着作,除了这些尔虞我诈的陈年旧帐还留给我们什么呢?况且深入地看,对世界而言,其实从来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历史,也不存在所谓的历史真实。所以,单纯寻求所谓的历史真实是没有意义的。由此而言,从《左传》到二十四史,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从叹息到叹息而已。我们无可依托的灵魂,仍然没有出路。

《撒母耳记》将人的历史与神的永远结合起来,给人以方向,让人在历史中看到意义,看到真正的价值,看到神的意志,也看到神的大能。这正是中国史籍及文化中最缺乏的。

基督徒对神的信仰中,包括对历史的神学解释。神的意志,神的怜悯与救赎,神的恩典,神的引导,才是历史的本质,《撒母耳记》突出展示了这一点。读《撒母耳记》,回看中国历史文化,启迪良多。